没过几天，方敬文突然出现在孝天地区教师进修学院。
t恤衫，牛仔裤，皮凉鞋，脖子上还吊着部“海鸥牌”照相机。他一进宿舍门，就嚷嚷着要给舅侄女照相。
方红梅自然非常高兴，忙着给女儿换衣服，系红肚兜。
敬文如专业摄影师一般，不停地发着指令。一会儿让欣欣躺着，一会儿让欣欣靠在被子上坐着，一会儿让大人抱着，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
他端起照相机，调焦距，调光圈，咔嚓咔嚓地拍了十几张，直到胶卷全部用完才停止。
照完相，敬文才告诉姐姐和姐夫说，高考分数已经出来了。
“你考了多少分？”方红梅王加根异口同声地问。
“四百七十六。”敬文有气无力地回答，接着又补充道，“二姐考了四百二十四。”
这么少？王加根和方红梅都有点儿失望。
与去年相比，敬文虽有进步，但这个分数，恐怕达不到大专录取分数线，过中专线都够呛。腊梅则落选无疑，一点儿希望都没有。
方红梅又问：“什么时候划分数线？”
“估计要到七月底。”
方红梅的心情有点儿沉重。她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敬文能过中专录取分数线，多少给父母一点儿安慰，为家里减轻负担。如果今年敬文和腊梅两个人都考不上，会是怎么一种情形，她连想都不敢想。
腊梅高考结束就离开孝天城回方湾了。
她还不知道高考成绩，要是知道是这么个结果，该会有多么难受啊！中考两次落选，加上这次高考失利，接二连三的打击，她能够承受得起么？
方红梅想起可怜的妹妹，泪水就在眼眶里打转儿。她已经做好打算，面授学习一结束就回娘家，和父母商量，看腊梅下一步怎么办。
敬文从裤袋里掏出一串钥匙递给王加根，同时告诉姐夫，他和何苗离开牌坊中学那天，因为没有找到炊事员小肖，就把电视机送到部队抽水房，托付给广广黄了。
“怎么能够这样呢！”王加根一听就急了。
他知道，广广黄是个电视迷，平时经常到牌坊中学蹭电视看。电视机交给广广黄，他肯定不会转交给肖金平。如果长时间放在部队抽水房，弄丢了怎么办？就算丢不了，要是弄坏了怎么办？
敬文办事太不靠谱儿了，总是让人不省心。
他真想马上回牌坊中学一趟。除了不放心电视机，他还担心通往后院子的门没闩好，怕小偷进家里。可是，他这一走，欣欣怎么办？气温这么高，大人都热得受不了，他总不能带着女儿跑来跑去吧。
唉，反正红梅面授没几天就结束了。等面授完了再说吧！但愿这几天家里没什么事，电视机也完好无损。
敬文吃过午饭就走了，说是准备回方湾，找几个结拜兄弟玩儿。
方红梅躺在床上午休。
王加根就抱着欣欣出门下楼，到学院操场的树荫下，开始他的唱歌“引睡”工作。来地区教院快一个礼拜了，他基本上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虽然忙碌，但很有规律。他觉得，在这里面授学习和生活对方红梅是有好处的。
在牌坊中学的家里，方红梅每天起床、睡觉、吃饭都没个钟点儿，总是衣冠不整，搞得邋里邋遢的。地区教院这里有医务室，打针吃药也方便。没有电视机的诱惑，不再记挂着考试，不用五更半夜看书，家务事也少多了，能够保证她有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时间。
王加根惊喜地看到，老婆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比前段日子强多了。这是比什么都让他高兴的事情。尽管当“男保姆”的日子忙碌又单调，除了弄孩子，其他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但他还是情愿在这里多呆些时日。欣欣熟睡之后，他还能抽空看看书，或者安静地坐着，信马由缰地胡思乱想。
他想得最多的，当然还是家庭、事业和前途。
参加工作已经整整四年了，结婚成家，又有了孩子，但他的工作和生活，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依然是中专文凭，依然在一所偏僻落后的农村中学教书，依然没有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没有见到明显的成效。
自学考试专科段的课程还剩最后三门，下半年正好全部开考，他已经全部报考了。如果不出意外，他有望今年毕业，成为hUb省首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毕业生。即使这三门课程不能一次性合格，也没什么关系，明年再补考一次，只不过晚一年拿文凭而已。
眼下最让他焦虑的还是写作。
残酷无情的退稿，一次又一次失败，几乎让他心灰意冷。发表文章怎么就那么难呢？未必他真不是搞写作的料子？他如此执着地“在一棵树上吊死”，是不是有点儿不识时务？
编辑部越来越注重报刊的发行量和经济效益。不少纯文学报刊都向通俗读物转型，用胡编滥造的武侠传奇和色情作品，来迎合大众的低级趣味。那些坚守“阳春白雪”的报刊，也开始用举办写作培训班和举行文学作品大奖赛的形式捞钱。文学产业化（实际上就是商品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几乎是不可逆转的。
国家邮政部通告，自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起，各类稿件作为信函交寄。也就是说，投稿再也不能享受免费午餐了，必须与普通信函一样付邮资。对于王加根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如果他继续痴迷于文学，每年邮寄稿件的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读着古今中外的文学名着，王加根常会感叹自己浅陋，知识贫乏，脸红自己眼高手低，还总是怨天尤人。有时，他告诫自己要潜下心来，夯实基础，可一味地看书，在浩如烟海的文学名着中走马观花，又有什么用呢？衡量一个人文学水平高低，不是看你读了多少本书，而是看你写出了什么。因此，他有时想读书，有时想写作。读读写写，就是见不到成效。
为什么自己写的东西入不了编辑的法眼？仅仅是因为社会风气不正么？几年努力，他觉得自己在写作技巧或者说艺术性方面有所进步，但选题立意却是致命的短板。有一位热心的编辑曾亲笔来信，告诫他，作者应站在时代的高度，站在社会的高度，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现实。要胸怀世界，放眼全球，国事、家事、天下事都要关心，尤其要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和疾苦。
他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整天关在十几亩面积的牌坊中学，接触的就那二十几个教师和几百名学生，提笔总离不开自己的小家庭，跳不出个人的小圈子，能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
太难了。为写作而写作，为文学而文学，只能钻进死胡同。要提高站位，就必须深入生活，多接触群众，多了解社会。
受这种意识的驱使，这天方红梅去上课之后，王加根突然想去马静家里看看。他知道马静住在地区教院校园里，就在他们身边。可是来这么些天了，他一直没有去拜访过。
王加根抱着女儿，锁好宿舍门，前往地区教院的教工住宅区。
教工宿舍楼外观比较漂亮，但进楼之后的环境却不敢恭维。宿舍楼住房结构并非单元间，而是筒子楼，与他那年在徐磊他大伯家里见到的情况差不多。各家各户都在楼道里做饭，因此，每一层的过道走廊都如杂货摊一般凌乱，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呛人的油烟味。
二楼右拐最里面的一间屋子就是马静家。门口照例摆放着蜂窝煤、煤炉子、碗柜和锅碗瓢盆。
门开着。
加根父女俩的突然出现，让马静两口子大吃了一惊。他们马上表现出非常热情的样子，把抱着孩子的王加根迎进家门。
马静抱起一岁多的儿子，让小家伙来看叔叔怀里的小妹妹。
寒暄的同时，王加根环视了一下马静的家。让他感到疑惑的是，这里并非方红梅所说的“二居室”，而是一通间房隔成的两个半间。里面是卧室，外面的客厅。总面积大概有二十来平米，屋子被褐色的家具挤着满满当当。所有家具的样式都很普通，谈不上新颖，更算不上新潮。书柜里满是灰尘，东倒西歪地摆放着几本数学书（马静和周哲凡都是数学教师）。没有电视机，没有冰箱，没有收录机，室里唯一的家用电器，只有一部“海鸥牌”落地电风扇。
这就是方红梅津津乐道、羡慕不已、进而自惭形秽的马静家？
周哲凡腰间系着一条围裙，看来是准备做早饭。他到门口打开蜂窝煤炉，搁上铁锅。把一碗剩饭炒热后，又上了点儿水锅里，准备煮面条。因为水还没有烧开，周哲凡端起那碗剩饭，边吃边回到房间。
“我不吃面条！你要是把饭吃了，就到食堂去给我买馒头。”马静气呼呼地说，“天天吃面条，哪里咽得下？人一见到面条就想吐。”
周哲凡愣怔在那里，端碗拿筷子的手都停止不动。
他把那碗剩饭搁到小餐桌上，往马静面前一推，同样有点儿恼火地说：“好好好，米饭给你吃。我去吃面条。”
见此情景，王加根感觉有点儿难堪。
他以给欣欣端尿为借口，向马静一家人告辞，逃跑一般地离开了这栋筒子楼。
周哲凡是地区教院的讲师，马静在孝天城教书，两个人工作，抚养一个小孩，日子怎么会过得如此寒酸？连买馒头过早都舍不得！
中午与方红梅谈起马静的现状，两人嘘唏不已。
他们这才发现，不只是农村教师待遇低下，生活艰难，城市里的教师也强不了多少。
打开收音机，突然听到有关高考的新闻。hUb省高考录取分数线已经划定：重点大学五百一十五分，本科五百零五分，专科五百分。
听到这条新闻，王加根和方红梅都默默无语。
中专录取分数线虽然还没有出来，但基本上可以肯定，腊梅的分数绝对没戏，敬文的也比较悬。也就是说，他们几年的努力又付诸东流！家里人的希望再次破灭了。
命运就是这么残酷无情。
方红梅泪流满面地对加根说：“明天面授结束。你还是一个人回花园吧！我带着欣欣去方湾，看看敬文和腊梅。另外，我想让爸妈帮我们找一个保姆。我的产假满了，开学就得上班，欣欣没人带怎么行？要是找到了保姆，快开学的时候，我就和保姆一起带着欣欣回来。”
第二天，王加根把红梅娘儿俩送上去方湾的长途汽车后，就孤身一人坐火车回了花园镇。
快到牌坊中学大门口的时候，听到部队抽水房里传出播放电视连续剧的声音，王加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悬在他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上帝保佑！电视机还在，而且是好的，没有被弄坏。
他走下台阶，进入部队抽水房，见屋里坐着广广黄和肖金平。
两个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视连续剧。
“回了！”广广黄站起身来与王加根打招呼，敏感而又主动地问，“你是不是来拿电视机的？”
王加根说不着急，等他把家里收拾一下再来拿。
肖金平从小凳子上站起来，告诉王加根，办公室里有他一封信。
“是编辑部来的吗？大信封还是小信封？”王加根急忙问。
肖金平回答：“小信封。好像是潜江县哪个农场寄来的。”
王加根显得有点儿失望。不过，他还是和肖金平一起离开部队抽水房，往学校里面走去。
因为刚刚下过一场大雨，校园里的甬道湿漉漉的。操场上杂草丛生，长得相当茂盛，有些地方已经齐腰深了。远远地，王加根看见他家门前的槐树上系着晾衣绳，心里又产生了对敬文的不满。
他先跟着肖金平到办公室拿信。
拆开信封，一边看，一边往家里走。
信是王厚义托人写来的。信里说，王厚义和胡月娥带着两个女儿已经搬到了潜江县江汉农场。落户手续全部是在江汉农场当副场长的王厚道帮忙办理的。他们夫妻俩在农场办的砖瓦厂上班，每天的工作就是打土坯，做砖瓦，比在王李村种田种地要轻松得多。加叶加花在农场里上幼儿园。一切都比较顺利，叫加根和红梅不用挂念。王李村老屋的钥匙交给了本家二爹，由他们家帮忙照看着。但王厚义觉得这不是长远之计。因为“屋靠人撑”，房屋长期没人居住，就会逐渐破败，甚至垮塌。他还是想把房子尽快处理掉。卖房的钱全部存在银行里，以备将来家里大人小孩急需之用。
“这是祖业。我绝不会乱花一分一文，免得外人说闲话，戳我的脊梁骨。我背不起那个骂名！”王厚义再次在信里重申。
看着信，王加根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自家门口。他把门口树上的晾衣绳子解下来挽在手上。然后，掏钥匙打开家门。
一股浓重的霉气扑鼻而来。
客厅的地面和橱柜上，到处都是啤酒瓶、汽水瓶、桔子汁瓶、葡萄酒瓶。橱柜的玻璃门没有关，打开的半边儿竟然结了蜘蛛网。橱柜台面上摆放着两个茶杯，里面喝剩下的茶叶水，已经起了一层白霉。
走进厨房，红塑料桶里装着半桶用过的脏水。买菜的竹篮滚在地上（这可能是老鼠的杰作）。筲箕搁在蜂窝煤上，里面满是辣椒籽，还有两个蔫茄子。案板上长了霉，砧板上放着半碗变质的剩稀饭。挨着瓷碗的铝盬子，油腻腻的，长满了绿毛，大概是炖了汤后没有洗。碗柜上层撒满了生粉、味精和饭菜，不堪入目。打开柜门，里面有半碟未吃完的油炸花生米。几块咸萝卜已经腐烂，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王加根回到卧室，见他和方红梅的结婚照平放在四屉柜上。
帐子没有挂，毛巾被没有叠，枕头和枕巾随意乱扔。床单上脏兮兮的。录音机没声音。电风扇摇摆失灵。台灯不亮了。羽毛球拍和《青年夫妇卫生指南》不翼而飞。蚊帐上烧了个大窟窿……
眼见平时整洁的家被糟蹋成这个样子，王加根气不打一处来。
敬文这种人，没尝过生活的艰辛，根本不知道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他只知道索取，从来没想到奉献。虽然有时口里说得条条是道，实际上早已忘记了自己的根。还没有飞黄腾达，就开始嫌弃生他养他的家乡，嫌弃父母和亲人。他自己没赚一分钱，却总是想着过花天酒地的生活，甚至看不起那些为他提供生活来源的人。假如他考上了大学，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不知道会抖成什么样儿，恐怕要飞到半天门儿里去过日子。
敬文考不上大学是必然！考不上大学是活该！他这种人，就不应该考取任何学校，回菜园子村去当农民最好！让他在农村老老实实地劳动，体验一下生活的艰辛，懂得钱来之不易。尝过生活的酸甜苦辣之后，再看他能否有所改变。
王加根愤愤不平，怒不可遏，开始收拾家里的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