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自己五年多的手表突然没有了，王加根心里非常难受。
这只手表是他考上孝天县师范学校那年白素珍送给他的。江苏常熟生产，据说买的时候花了五十五块钱。
因为这只表，他在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一分钱的助学金也没有拿到。后来，因为手表老是出故障，找人维修又花了好几块钱。
这只手表无疑是王加根迄今为止最贵重的私人物品。
没想到，来武汉的第一天，就莫名其妙地丢失了。
“我为什么要来武汉？为什么鬼使神差地突然想到去游泳？为什么上岸之后没想到把手表戴在手腕上？”他问了无数个为什么，却找不出答案。
“或许，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你不是对白素珍恨之入骨么？凭什么继续使用她送的东西？有骨气的话，你早就应该把手表还回去。再说，你这样的家庭、身份和条件，根本就没有资格戴全钢机械表。掌握时间，买几块钱一只的电子表就行了。丢手表的事情，暂时就不要告诉红梅吧！免得影响她的情绪。也不要告诉其他任何人，诉苦有什么用？除了换来几句廉价的安慰，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说不定别人还会幸灾乐祸呢。”王加根自己对自己这样讲。
“别人玩得多么开心啊！怎么唯独我处处不如意？红梅呀，你怎么会看上我这个倒霉蛋？我现在是赚钱无路，扬名无门。越来越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我未来的命运，注定了只能与穷困潦倒为伴。你会与我风雨同舟么？你能心甘情愿地陪我受苦受难么？”他突然非常害怕失去方红梅，又在心里与老婆交谈起来。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王加根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方红梅会离他而去。未必，是她蒸蒸日上的发展趋势让他产生了自卑心理？
回到湖北大学，王加根站在大门口犹豫了好半天。
按说，他应该直接去找他老婆，但他又怕去湖北大学附属小学，受不了别人如看稀奇古怪一般地盯着他，更害怕听到别人的评头品足。一个大男人，老是在女学员的专属区域进进出出，的确是一件让人难堪的事情。还是去男生宿舍吧！先把晚上睡觉的地方定下来，再到学生食堂看看能不能买到饭。这个钟点，估计已经过了开饭的时间。
傍晚的男生宿舍热闹非凡。
函授学员们有的在洗碗，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刷牙，有的**着身子在擦澡。不过，更多的人是在休闲娱乐，充分享受紧张学习之余难得的空闲。打扑克，下围棋，走象棋，吹口琴，拉胡琴，或者扯起五音不全的嗓子唱歌，鬼哭狼嚎一般。喊的喊，叫的叫，吵的吵，闹的闹，整栋宿舍楼如同嘈杂热闹的农贸市场。
这里的学生宿舍与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格局差不多。沿墙摆放着双层高低床，中间留出过道走路。唯一不同的是，每个宿舍里多出了一个洗手间。王加根来到熟悉的师范同学住的宿舍时，宋双清正站在洗手间里撒尿，哗哗啦啦的声音很响，连厕所门都没有关。
这种行为看上去虽然不雅，但比起他们在孝天县师范学校时的光景，还是要文明得多。那时，男生们白天内急去学校的公共厕所，晚上小便则是站在宿舍门前的走廊里，直接朝着树木和草地扫射。
徐磊和涂勇都坐在下铺，一人面前的地面上放着一个装有热水的塑料盆。徐磊双脚泡在塑料盆里，正在弯着腰洗脚。涂勇看来刚刚洗完，正卷起裤管坐在床上，一边修剪脚趾甲，一边与大家聊天。
看到王加根，两人不约而同地打了声招呼。
涂勇又接着刚才中断的话题，评论他们的授课教师。
大致意思是说，教他们《现代汉语》的一个非常年轻的讲师，也就三十多岁的样子，但行为举止相当随便，不修边幅，完全不像一个大学教师。这个讲师上课时，身穿沾满油污的白汗衫和褪了色的蓝裤子，脚上是塑料凉鞋，也不穿袜子。讲课过程中，一会儿把手叉在腰上，一会儿又用沾满粉笔灰的手去摸鼻梁。结果搞得脸上、汗衫上花花花绿绿的，如同京剧里的小丑。
“我看啊，教书的先生都一个德行。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师，都是差不多的，除非你混上个教授的头衔。”涂勇这样总结道。
王加根耐心地听完涂勇的讲述，没有发表评论。他挨在徐磊身边坐下，提出了晚上在这里借宿的要求。
“没问题！我们挤一挤就行了。”徐磊非常爽快，接着又问，“你吃晚饭了吗？”
加根如实回答：“还没呢。也不知道食堂还有没有饭菜。”
“应该有。食堂关门比较晚，你拿我的碗去打饭吧！”
听徐磊这样讲，他也不客气，从床头拿起徐磊的碗筷，进卫生间洗了洗，就径自走出了男生宿舍。
前往学生食堂的路上，王加根与他老婆方红梅迎面相遇。
方红梅穿着白衬衣，蓝底起红花的百褶裙，配上丝光袜和白凉鞋，亭亭玉立，光彩夺目，差点儿没让加根认出来。她说自己下课后在宿舍里等了好半天，也不见他回，只好一个人去学生食堂。饭菜买好后，也是一边吃一边等他。
“我刚刚吃完，正准备回宿舍，看来又得向后转了。”她扬了扬手里的碗筷，看见加根拿着餐具，奇怪地问，“你从哪儿弄的碗筷？”
“徐磊的。”王加根回答说。
“脏不脏啊！怎么能够用别人的碗筷吃饭呢？快还回去！”方红梅毋庸置疑地对他发出命令。
王加根有点儿为难。借了碗筷又不用，徐磊会不会有想法？
“还是带着吧！不用他的，用你的就行了。吃完之后再还给他，免得让他觉得尴尬。”
听加根这么讲，红梅也觉得有道理，没再说什么。
两人相拥着，卿卿我我地前往学生食堂。饭菜买好后，王加根拉开架式，准备狼吞虎咽。
方红梅突然发现什么不对劲，问加根：“你的手表呢？”
王加根举起的筷子停在半空，然后轻轻地放下来。这事怎么瞒得过去呢？他的两只手臂上光着呢！没办法，他只有把今天的悲惨遭遇陈述了一遍。说实话，就算方红梅不追问，他也很难把这事隐瞒太久。在方红梅面前，他根本就藏不住话。如果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方红梅，他就会感觉特别难受，甚至觉得对不起老婆。
方红梅听说手表丢了，满脸的惊诧，觉得非常可惜。她心里难免有一丝愠怒，但并没有让这种情绪溢于言表，尽可能表现得比较轻松，显出无所谓的样子。
她安慰加根说：“丢了就丢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或许，你命中注定就不该有这块手表。等以后我们有钱了，再去给你买一块上海生产的名牌手表。”
王加根听到这里，眼圈一热，泪水差点儿漫了出来。这比骂他还让他难受。如果方红梅恼羞成怒地骂他一顿，或许他不会这么自责，心里也会好受一些。他拿起筷子，不声不响地埋头吃饭。
方红梅本来有好多话要对他讲。
自王加根光顾女生宿舍之后，在湖北大学附属小学这个“女儿国”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那些长舌妇们以王加根为话题，在方红梅面前说三道四，让方红梅觉得甚为有趣儿。比方，大家说方红梅找王加根这么个小朋友当丈夫不好。年龄小，身个儿矮，难以找到那种背靠大树的感觉，想在丈夫面前撒娇都不可能。得知王加根是方红梅的师范同学，现在既没有搞函授，也没有读电大，更没有搞进修，而是在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大家惊讶得直伸舌头。
“自学考试多难啊！说不定一生也拿不到大学文凭。还是应该选择学制相对比较固定的方式奔文凭，最好能够弄个脱产进修的指标。”岳小晶提出这样的建议，并且告诉方红梅，“王莉的老爸是孝天地区教师进修学院的教授。你们可以去找王教授开后门，弄个脱产进修的指标。”
……
女函授学员们讲的这些话，方红梅是准备转述给王加根听的。由于丢失手表的事情影响了她的心情，王加根又显得那么郁闷，她就提不起聊天的兴趣。
王加根闷头闷脑地吃完饭，放下筷子，突然沮丧地说：“我不想在这儿呆了，想回家去。”
方红梅没有应声。
王加根继续说：“小说编辑没见着，手表又丢了，在这儿玩得一点儿也不开心。晚上又不能和你一起睡觉，难受死了。”
方红梅说：“小说编辑不在，你可以再去一次呀！他总不至于天天都不上班吧。你明天去买一本稿纸，在男生宿舍里把手稿抄下来，重新去一趟《长江文学》编辑部。至于手表，丢了就不要再去想它了。想又想不回来，反而搞得自己心情不愉快。”
“但是我想那个……这么长时间没在一起，心里像鸡子抓。”
方红梅的脸上突然如同泼了血一般，红彤彤的。其实她的想法与王加根差不多，只是不好意思这么直白地表达出来。
“没出息！”她含情脉脉地嗔了加根一眼，停顿片刻，又说，“要不这样吧！今天你跑了一天，也累了，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天你到附近景点转转，下午早点儿回来，晚上我们一起回花园镇。后天早上，我再坐火车来武汉。”
加根当然求之不得！
他一下子来了精神，丢手表的烦恼也抛到了九霄云外。
“对了，待会儿你跟我去一趟附小。我给你买了一条牛仔裤和一件t恤衫。你明天就穿那套衣服出去玩儿。”方红梅提醒道。
听到这儿，王加根心里又是一热。他马上站起身，拥着老婆走出了学生食堂。
路上，方红梅把在食堂想说又没说的那些话，一古脑儿地说了出来。她劝王加根还是想想办法，争取脱产进修。
加根心里很清楚，红梅是听进了岳小晶灌的迷魂汤。她怕加根落在别人的后面，担心他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但是，脱产进修必须有指标呀！花园教育组的领导们怎么会把这种好事给他呢？
“要不我们就去找找王莉她爸？”方红梅似乎看出了加根的心思，决定采纳岳小晶的建议。
“这不是说笑话么？”王加根马上予以驳斥，“要是王莉她爸能够弄到脱产进修的指标，他何必让自己的女儿去考湖北大学的函授？地区教院的一个教授，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方红梅再也不好说什么了。不过，她还是想私下里找找王莉，探听一下她爸究竟能不能弄到教师脱产进修的指标。
到了男生宿舍门口，两人就要分手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又迈不动了，不约而同地站在路边。
方红梅说：“你把碗筷还给徐磊后，我们还是在校园里转转吧！”
王加根当然明白老婆的意思，一路小跑着进了男生宿舍，又跳着蹦着奔向附属小学。
方红梅很快就出来了。两人手挽着手，开始在校园里面轧马路。
虽说是暑假，仍然有不少没有回家的学生。有的在图书馆用功，有的在操场上打球，有的在林荫道闲逛，还有的在僻静的树林里谈情说爱。加根和红梅走到学校操场后，干脆坐在了足球场的草坪上。
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
两人不再说话。彼此都能听见对方的呼吸，感觉到对方的心跳。如同两块磁铁，他们越靠越近，终于挨在了一起。拥抱，亲吻，抚摸，忘情地呻吟和呢喃。显然，这样的肌肤之亲还不能让他们解恨。但是，操场上又没有遮挡的屏障，他们总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扒掉自己的衣服吧？王加根开始后悔来武汉时没有带《结婚证》。如果带了《结婚证》，他们就可以去外面的旅社开间房，了却这段日子的相思债。
现在两人虽说见面了，却没办法在一起睡觉。这情形比不见面还让人难受。
红梅与他的感受是一样的。
她满含热泪，喘着粗气，完全是一幅要死要活的样子。
“我们到操场边的花坛那里去吧！”她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轻言细语地提议。
王加根当然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马上站起身来，拉起老婆。
两人相拥着，径直走向操场角落的一个花坛，躲到大树的后面。
避开人们的视线后，两人又抱在了一起。王加根急不可耐地掀起方红梅的裙子，扒下她的内裤……
这是他们第一次站着过夫妻生活。
小别胜新婚。让他们欣喜的是，这次亲热竟然比较顺利，而且相当成功。夫妻俩都得到了满足。
生理上的问题得到解决后，他们第二天就没有一起回花园镇。
王加根继续留在武汉。
尔后几天，他一直没有走出手表丢失的阴影，完全没有游山玩水的兴致。打发时间的方式，除了在校园里闲逛，就是在男生宿舍里睡觉，或者借用徐磊的学生证，去图书馆看书。
置身于大学校园，和函授学员们挤住在一起，向来心气比较高的王加根不再自命不凡，反而经常莫名其妙地自惭形秽。
晚上，听着别人高谈阔论或大声喧哗，他不敢插言，更不敢表达自己的抗议和不满。半夜上厕所时，他总是蹑手蹑脚，小心翼翼，生怕弄出声响，影响和妨碍到别人。毕竟，他是寄人篱下，住在这儿名不正言不顺。他害怕惹得别人不高兴，引来别人的责备和嘲讽。
在附属小学女生宿舍那里，不管方红梅在还是不在，他都觉得特别别扭。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感觉手脚不是长在自己的身上，完全不听使唤。得知女函授学员把他们寒酸的婚礼当成笑料谈论，王加根羞愧得满脸通红。看到方红梅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如别人，他黯然神伤，心里觉得万分难过，暗地里骂自己枉为男人。
一个人呆在牌坊中学的家里时，王加根曾狂妄地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他甚至像罗曼·罗兰小说中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一样，看不起好多学者和名人，认为自己总有一天会超过他们。现在出来走一走、看一看，他才发现自己是井底之蛙，妄自尊大。
全国有那么多高等院校，每年该有多少毕业生啊！再加上函授、电大、夜大、脱产进修、网络教育和自学考试，每年的毕业生也是源源不断。若干年后，还有中专生的立足之地么？饭碗都难得保住，还谈什么出人头地！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百舸争流，不进则退。别说学者和名人，照眼下的发展趋势，方红梅就有可能把你甩得很远！举国上下以文凭论英雄，你不去奔文凭，就必定会落后呀！
王加根这时才意识到，通过写作改变现状的想法太幼稚，太不切实际了。没有扎实的文学理论知识作基础，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生活积累，仅凭一腔热情在家里闭门造车，是不可能写出像样儿的文章的。就算侥幸发表几篇作品，抑或在如火如荼的文学界混得小有名气，又能怎么样呢？自己顶礼膜拜的《长江文学》杂志编辑部还不就是那个样子！何况古今中外的文人总是摆脱不了穷困潦倒的命运。
日月如梭，白驹过隙。时间不等人啊！王加根突然产生了一种时不我待的危机感。再这么糊里糊涂地虚度光阴，几年之后，就会落在众人后面，连方红梅都会看不起你！先不谈成名成家，当务之急是要站稳脚跟，保住位子。在牌坊中学保住教师的位子，在家里保住丈夫的位子。既然已经放弃了函授学习，又没有脱产进修的机会，那就死心塌地参加自学考试吧！把奔文凭当成头等大事。复习备考，同样能够丰富自己的文学知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对！要把握好轻重缓急。”王加根这样告诫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