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素珍索要走两百元礼金，拂袖而去之后，所有在场的牌坊中学教师没有不摇头的。
方红梅伤心地流下了眼泪。王加根则站在方红梅的宿舍，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如同遭雷击一般，痴痴地发呆。
丁胜安、邹贵州、宁海涛、肖玉荣、董志芳、程彩清相继来到方红梅的宿舍，劝他们想开一些。不要因为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影响自己的心情，直面现实，快快乐乐地结婚。
“我们的婚礼，双方的老人都不会到场。”王加根有些伤感地喃喃自语。
“这有什么！当初我和程芸结婚时，比你们还惨。”程彩清突然这样说，同时晃动脑袋，环视屋里的其他人，“这些情况丁校长、邹会计、宁老师、肖老师都是知道的。你可以问问他们。你们现在至少还有小方的父母支持，我们那时双方的老人都坚决反对。”
程彩清点到的几个教师都点点头，说事情真的是那个样子。他们还饶有兴致地议论起了程彩清与程芸的恋爱与结婚经历。
程彩清是接他父亲的班，到牌坊中学当体育教师的。当时他才二十岁出头。因为常去花园镇闲逛、看电影、买香烟，认识了花园镇供销社的营业员程芸。程芸也是初中毕业后，顶替时任花园镇供销社主任的她爸上的班。两个人一见钟情，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当他们向家人公开恋爱关系时，却遭到双方父母的坚决反对。原因是他们都姓程，而且辈分还不一样。辈分不一样的同姓人结婚，无论在城镇，还是在农村，都被视为“乱伦”。
已经山盟海誓、私定终身的程彩清和程芸，却管不了这些乱七八糟的规矩。因为彼此喜欢，他们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不顾全家人的反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坚决要走到一起。在与父母亲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失败之后，当时只有十八岁的程芸愤然离家出走，班也不上了，跑到牌坊中学，与彩清老师住到了一起。他们买烟买糖，燃放鞭炮，在学校食堂里置办了两桌酒席，请同事们吃了一顿，就算结婚了。婚礼上，男女双方的里亲外戚一个也没有出现。
“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只要两个人好，管他两旁世人是什么态度！”程彩清经验总结一般地宣称。
听到这些，王加根和方红梅非常感动。他们见过程彩清的老婆程芸，还有他们的女儿欢欢。看他们一家三口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真没想到发生过这样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他们暗下决心，向程彩清和程芸学习，抛开所有烦恼，高兴而又快乐地完成婚礼。
家具已经在方红梅家里打好了，来不及油漆，只能暂时放在方湾菜园子村，待婚礼过后再拖到牌坊中学来。当然，就算做了油漆，王加根也没有打算急着去拖家具，因为拖回来学校里也没地方放。学校领导还没有为他们安排好婚房，他和红梅依然住在办公室两头的两间小宿舍里。
因陋就简，只有把方红梅的宿舍改为“洞房”。弄起来也也很简单，把王加根的床搬过来，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组成一个双人床。再把新买的皮箱、开水瓶和塑料花摆放在房间里，在窗户上贴上纸剪的红双喜字，在房门口贴一副红对联，就算大功告成了。
这段日子，徐磊等好几个师范同学相继来到牌坊中学，提前祝福他们百年好合，并送来了份子钱。到了婚礼举办的前一天，白大货也风尘仆仆赶到牌坊中学，交给外甥和外甥媳妇一百元礼金，还自告奋勇掌勺，担任筹办婚宴的主厨。
牌坊中学食堂的两个师傅也很高兴，乐意给白大货打下手。
四月二十七日，农历三月初八，星期六，牌坊中学没有上课，正好为王加根和方红梅的婚礼腾出时间和空间。把初二（2）班教室的桌凳沿墙摆成“回”字形，中央留出一块较大的空地。客人们团团围坐，喝着茶水，抽着香烟，享用桌上的糖果、瓜子和水果。
婚礼由教导主任张仲华主持，校长丁胜安当证婚人，后勤主任邹贵州作为客人代表发言——三位学校领导悉数上场。因为没有结婚戒指，就省去了求婚宣誓环节，改为新郎新娘谈恋爱经过，两人合唱电影《甜蜜的事业》里的主题歌。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
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
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
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
啊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结婚仪式举行完毕，再把桌椅板凳摆成用餐的形式，教室又变成了“宴会厅”。司务长小朱和炊事员肖金平来来回回地端菜，客人们吵吵闹闹地敬酒，气氛相当红火热闹。
前段日子，王加根一直为婚宴的费用发愁。现在的情况是，招待完客人之后，他们手头还结余八十多块钱。当然，他们同时还欠着学校两百块钱的账债。
第二天，是王加根和他爸约定好回王李村过客的日子。
天蒙蒙亮，新婚燕尔的夫妻俩就起了床，顾不上吃早饭，步行前往花园汽车客运站赶车。从花园镇开往双峰管理区的班车比较少，每天只有两趟，上午下午各一班，错过了上午的班车，就得等到下午。王厚义筹办的酒席是中饭，加根和红梅必须上午赶回王李村。他们快步疾行，时不时还小跑一段儿，到达花园汽车客运站时，距头班车发车还有一个多小时。
买好车票，两个人就在候车室里的长条椅上坐下来，等候进站。见时间尚早，方红梅说她出去买几个馒头，简单过个早，填饱肚子。
“对了，背包里有瓶梨子罐头，你把它打开，待会儿就着罐头吃馒头。光啃馒头太干了，咽不下去。”方红梅临走时吩咐。
王加根于是把搁在长条椅上的双肩包找开，拿出了梨子罐头。
罐头是玻璃瓶装的，瓶口用白铁皮封着，想打开并不容易。没带刀子，王加根只能靠钥匙串上的一把折叠式小剪刀。他把一直拎在手里的黑皮包放在长条椅上，用小剪刀把铁皮盖剪开一个口子，然后一点儿一点儿地撬。铁皮盖很结实，撬起来特别费劲，还得防止把玻璃瓶弄破了。
王加根专心致志地忙了好半天，总算把扣住玻璃瓶的铁皮盖撬开了。揭开瓶盖，一股水果味的清香扑鼻而来。他忍不住把罐头瓶送到嘴边，舒舒服服地喝了两口糖水，算是对自己忙活半天的犒劳和奖赏。但是，当他把罐头瓶重新放回长条椅时，却发现椅子上的黑皮包不见了。把帆布双肩包拎起来，长条木椅上空空如也，他的心脏怦怦乱跳，呼吸一下子变得急促起来。
会不会刚才放进背包里面了？他马上把双肩包的拉链拉开，里里外外地翻找，仍然不见黑皮包。
无助的王加根抬眼环视整个候车室。
大家要么规规矩矩地坐着，要么面无表情地站着，要么不紧不慢地走着，看不出任何人神情慌张，更没有哪个在跑动，或者露出贼眉鼠眼的模样。显然，黑皮包是在他一心一意撬梨子罐头的时候，被别人顺走了。黑皮包里装着他的日记本、自学考试准考证、钢笔、银行存折、几斤全国粮票和八十多元现金。只有刚才买的汽车票在他的上衣口袋里，逃过了一劫。
方红梅拎着装有几个热馒头的塑料袋，兴致勃勃地回到候车室，一听说黑皮包被偷了，脸色霎时也变了。她埋怨王加根怎么这么不小心，检讨自己不该让他开罐头，又诅咒不得好死的小偷。但是，埋怨、检讨和诅咒都无济于事。最后，她还是只能自认倒霉地坐下来，味同嚼蜡地啃着馒头，喝毒药一般地吃罐头，享用这顿代价惨重的早餐。
进站上车后，两个人完全没有了赴婚宴的喜悦之情，面色凝重地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最初，他们并没有回王李村的打算。是准备在牌坊中学举行完婚礼之后，抽个时间回趟王李村，发喜糖，散喜烟，向乡亲们通报一下他们的喜讯就行了。但王厚义执意要他们回去——这位王李村的前任生产队长想在村里热闹热闹，显摆显摆。
王厚义说，他为人一场，只有加根这么一个儿子，如果儿子结媳妇连客都不过，太不像样子，会让他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因为舍不得出钱，他与加根彻底闹翻后，又屈尊追到牌坊中学，既有与儿子修复关系的意愿，更主要的是，他希望儿子媳妇回王李村过客，为他和胡月娥长脸面。
王加根想起这些，难免怒火中烧，埋怨他爸固执自私，遇事只从个人的角度考虑，患得患失，从来不顾及其他人的感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加根高考之后，想方设法阻止他去河北复读。
“你今年考取中专，名誉是老子的。去你妈那儿复读，即使考取大学，名誉也是你妈素珍的。”王厚义这句话，多少年来一直回响在加根的耳边。
这次回王李村请客，王厚义之所以那么热心，既有出于脸面的考虑，同时也想借操办儿子婚事的机会，收一些礼金。按王厚义的想法，江汉农场的哥哥嫂嫂、弟弟弟媳这些亲戚，本家二爹、皮匠三爷这些关系不错的乡亲，都会来捧场。加上他担任生产队长多年，积攒了那么多的人脉关系，而且在亲朋好友有红白喜事时又总在送礼，这次前来参加他儿子婚宴的人肯定不会少。
他考虑的就是这些因素，丝毫也没有考虑儿子儿媳回王李村的难处。他更不会想到，为了参加这场婚宴，加根与他妈彻底闹翻，几乎断绝了母子关系。当然，这种结果是他非常希望看到的。
如果王厚义知道了加根回家的路上遭遇偷窃，又会作何感想？
班车在双峰管理区停下后，王加根和方红梅如释重负地挤下了汽车。和以往坐汽车一样，加根又晕车了。虽然在车上没有呕吐，但胃里翻江倒海，不停地打嗝，相当难受。下车之后，他站在公路边，扶着白杨树干，还是把刚刚吃的馒头和罐头全部吐了出来。
吐完之后，他满眼是泪，感觉却舒服多了。路边正好有一条水渠，水渠沟底流淌着一股麻绳一般的细流。他沿着土坡走了下去，在够得着水的地方蹲下身，洗了洗手，用双手捧水洗了把脸，漱了漱口，再才回到公路上。
阴沉沉的天空这时飘飘洒洒地下起雨来了。
西装革履的王加根，穿着高跟皮鞋的方红梅，只得跑到路边的屋檐下去躲雨。这对满怀忧伤的新人相拥在一起，面对风雨交加的苍天，回想起刚刚失窃的经历，心里又增添了许多愁绪。
“存折上面有多少钱？”方红梅一直记挂着被偷走的东西，现在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四十多块钱吧。”王加根回答说，“是准备油家具用的。”
方红梅的目光突然定在加根的脸上，非常担心地问：“小偷会不会去银行把这些钱取走了？”
方红梅的提问让王加根大吃了一惊。
对呀，刚才怎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小偷完全可以拿着存折去银行取钱呀！
“我们应该去银行挂失，让银行止付我们的存款。”方红梅事后诸葛亮地提议。
唉，刚才上车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去银行挂失呢？
开户银行就在花园汽车客运站的斜对面，时间完全来得及。当时两人只是着急、愤怒、懊悔、埋怨，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忽视了。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存折上的钱恐怕早就被小偷取走了。
“我们赶紧回花园吧！”方红梅提议，“说不定小偷以为我们挂了失，怕去取钱时被抓住，钱还没有被取走呢。”
王加根表现得比较冷静。他说，如果小偷贪得无厌的话，钱可能已经被取走了。要是小偷害怕被抓，不敢去银行，钱就不会被取走。所以，急着返回花园镇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既然已经坐车回来了，王李村近在咫尺，我们还是应该回家看看，至少与家里人打声招呼，然后再回花园镇也不迟。
红梅觉得加根的话有道理。不过，她还是觉得早一点回花园镇好，去银行看看，心里比较踏实。四十多块钱毕竟不是小数目，比她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
她抬头看了看天空，为越来越密集的雨点发愁。说：“那我们就赶紧回家吧。谁知道这雨会下到什么时候！”
王加根表示同意。两人一前一后冲进雨幕，踏着泥泞，艰难地跑向王李村。他们回家时的狼狈相，让王厚义、胡月娥和客人们大吃了一惊。
家里并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么风光和热闹，反而显得冷冷清清。江汉农场的大伯、伯母、三叔、三婶、四婶都没有回来，王李村送礼的乡亲寥寥无几。因为天公不作美，晚上放电影的计划也取消了。
进家门之后，新郎新娘就通报了他们的悲惨遭遇，提出了必须赶紧回花园镇的想法。
所有在场的人都非常惊讶，嘘唏不已。
王厚义和胡月娥也显得很着急，不约而同地说：“既然是这样，那你们就赶紧回花园吧！”
也就是说，王加根和方红梅在王李村家里呆了不到十分钟，连水都没有喝一口，就共用一把雨伞，顶风冒雨地去双峰管理区赶长途汽车回花园镇了。还好，仁慈的小偷手下留情，没有去银行取他们的存款。那四十多块钱就成了他们结婚后所有的金融资产。
现金、存折、粮票、钢笔这些东西丢了，王加根只能自认倒霉。最让他感到痛心的，是那本记载着他恋爱经历的日记本，还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准考证。时过境迁，日记是没有办法补记的，因为他根本就找不到当时的感觉，体会不到当时的心情，而那些经历、那段感情又是多么珍贵啊！还有自学考试准考证，补办起来也相当麻烦。
看到花园镇大街小巷的墙壁和电线杆子上经常张贴着《寻物启事》，王加根从中受到启发，继而产生了美好的幻想：我也写个《寻物启事》，就说日记本和准考证不慎遗失，不提其他的东西，要求拾到者邮寄给我。小偷看到后，或许会良心发现，邮寄给我呢！
反正那些东西在小偷手里也没什么用处。
天真善良的王加根于是用毛笔写了两张《寻物启事》，分别张贴在花园汽车客运站和花园火车站候车室的外墙上。
不难想象，他的这种举动无异于白日做秋梦，徒劳无功。即使等到海枯石烂，也不会有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