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不仅有经济学家克拉克，还有心理学家杜威。
此前李谕委托过他研究智商测试，杜威已经有了初步结果。
李谕稍微一看就知道是二十世纪初典型的适龄儿童智力测试。
所谓“智商”，里面的“商”字代表的就是除法，最初智商是这么算的：
心理年龄\/生理年龄x 100
比如一个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相同的普通儿童，其智商值就是100。
若一位8岁儿童表现出10岁能力水平，那么这个儿童的智商值就是125。
很明显这种测试方式只能针对儿童。如果一个60岁的人表现出30岁的能力水平，你总不能说他智商低，只有50吧？这显然不合理。
美国政府对心理学家们搞的智商测验也比较感兴趣，因为心理学家还提出了“低能是犯罪诱因”的学说，他们准备在军队招募和学校选拔中引入智商测试。
但怎么说呢，智商测试几乎无法做到客观。
一战时期，美国军队征兵使用智商测试，发现一半的人不合格。
而且此前提过，智商测试很容易带来可怕的“优生学”，美国与德国此后对大量“低智商者”进行了残忍的灭绝政策。
这东西很难控制，一旦用歪，到了居心叵测的人手中，就会变成屠刀。
而且根据博弈论模型，不管什么时代、代价多惨重，必然都会存在想要让世界大乱的不安分者。
李谕只准备用来简单证明中国人的智力水平很高，绝不会拿来广泛测试，——民国时期也没有广泛智力测试的闲钱。
杜威搞的测试题目千奇百怪，对于受过教育的成年人来说很简单，主要面向6-14岁青少年，对李谕来说足够。
证明中国人智商不低，顺便提升民族自信心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李谕对中国以及整个东亚民族的智商水平还是很有信心的，这是后世无数次验证过的。
当然了，智商这个概念到了二十一世纪已经慢慢被淡化，毕竟一来它太难准确量化；二来容易引起歧视。
更关键的是智商并非成功的唯一衡量指标。
与杜威的交谈中，李谕发现这位美国哲学扛把子对中国格外关注，于是问道：“杜威教授也想去趟中国？”
杜威说：“是的，一个从帝制走出来的新生共和国太令人心生好奇了。另外，我的一位中国学生无形中对我产生了影响。”
李谕立刻猜到是谁：“蒋梦麟？”
杜威点头说：“蒋是个聪明的学生。我更好奇的是，无论美国大学如何挽留，这些留学生都要执意回国。
“我曾问他，纽约难道不好嘛？
“蒋说，纽约是他见过最繁华的地方。
“然后我又问，那你想一直留下吗？
“蒋却说，他必然要回去。
“我问他为什么。
“蒋告诉我，因为一走进纽约，就等于离开了美国。”
李谕琢磨了一下最后一句话，笑道：“果然都是研究哲学的。”
杜威把蒋梦麟叫到了办公室，李谕甚至没有一眼认出他。
一番介绍后，李谕才说：“恍惚间距离上次见面已经六七年，剪了辫子穿上西装，简直判若两人。”
蒋梦麟说：“我的辫子是上船前剪掉的，扔到了大海里，让它随波逐流而去。而且几年下来，我确实感觉自己变了个人。”
李谕说：“教育对人的作用就在这。”
蒋梦麟又说：“我还有个奇怪感觉，以前文章上都说美国这个共和体制的国家自由，但我感觉正好相反。”
李谕问道：“为什么这么说？”
蒋梦麟道：“或许是我们在国内时，天高皇帝远，一向很少感受权力制约。而在美国，我刚下轮船，就遇到了移民局官员和许多警察。”
李谕惊讶道：“你的观察力好敏锐，竟然能从细枝末节的地方参透问题本质，学哲学和教育学太适合你了。”
蒋梦麟说：“只是个连我自己都感觉莫名其妙的想法罢了。”
杜威说：“这位蒋同学的想法还有好多，有时我也无法解答。”
李谕说：“杜威教授更应去中国看看，中国现在虽然科学不算发达，但哲学层面绝不会让你失望。”
蒋梦麟也说：“没错，教授，您的实用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非常契合，中国人最讲究实用。中国人拜佛讲究先有用再拜；欧美人则是先祈祷才企盼神的庇佑，完全相反的思维方式。”
杜威沉思道：“中国确实值得我去。”
他们今天还有课程，李谕先行告退，接着来到纽约唐人街。
司徒美堂正在安排新一波的人员招募。
“工厂加了这么多订单，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司徒美堂问道。
“或许吧，科技爆炸，人也跟着膨胀。”李谕说。
现在整个欧洲上层都剑拔弩张，每个国家对战争都表现出近乎渴望的态度，尤其法国。
法国作为欧洲大国，他一动手干德国，盟友俄国必然动手一起掐德国佬；
俄国一动手，英国绝不可能看着。
剩下那些欧洲国家就不用说，利益都互相纠缠着。
司徒美堂说：“洋人的事咱说不清，不过现在越来越多华工进入工厂，对整个华埠都是好事，疏才兄弟给的薪水放在整个纽约都是上游。”
“大家都不容易，能帮就帮，雇佣美国人也是雇佣，还不如雇佣自己人，”李谕说，“雇佣自己人以后还可以填充国内熟练技术工人空缺，这叫师夷长技以助己。”
司徒美堂道：“疏才兄弟还是要考虑下人员分配，美国人也得招募，毕竟厂子在这。”
李谕说：“特斯拉和大卫·别克他们肯定有分寸。”
司徒美堂忙完手头的活，对李谕道：“走，简单吃个饭。”
唐人街的整体状况稍稍有所改善，华人虽然辛苦，但大都非常勤劳，即便没有很富裕的，也没几个穷到乞讨。
——这时候要能乞讨到老美这儿，绝对称得上丐帮九袋长老。
李谕发现华人街还有算命的，一些美国人也会好奇地和算命先生聊两句，不过这个算命先生好像英文不是很过关，也可能是算命术语不太容易用英文表达。
他用非常直白的英文对一个白人说：“好运道，马上就要发大财！”
白人当作吉利话。
接着一个黑人也来算命，然后算命先生立刻重复了刚才一模一样的话：“好运道，马上就要发大财！”
黑人很高兴，没想到算命先生突然指着刚才的白人，加了一句：“马上不再黑，就像他……”
老黑气得直接要掀桌子。
李谕笑道：“洋人在我们国家传教很难，我们在这边想推广周易算卦貌似也不容易。”
司徒美堂说：“洋人可不会明白周易，他们连五行都还弄不懂。”
司徒美堂带李谕在一家餐馆落座，向服务员说：“两份餐。”
服务员很快给李谕和司徒美堂各端上一份汤、一份红烧牛肉、一块苹果饼还有一杯咖啡。
司徒美堂掏出50美分递给服务员：“剩下10美分是小费。”
李谕拿起筷子说：“这份餐食颇有东西合璧的意思，味道也不错。”
司徒美堂说：“店老板李老头的儿子上个月刚刚死在巴拿马，我们平时能照顾他的生意就多照顾。”
李谕问道：“巴拿马运河？”
“还能是啥，”司徒美堂叹道，“李老头的儿子干了两年多，钱虽然寄回一些，人却突然没了。”
巴拿马运河前前后后修了几十年，其间死了两三万工人，包含数千名华工。
李谕想起死在美国太平洋铁路修建时的华工，无奈道：“真是拿人命填出来的运河！可惜这些人死了也没多少赔偿金。”
司徒美堂说：“好在这条运河听说终于快要建好，不用再派工人去那个可怕的地方。”
这时的巴拿马热带雨林遍布，在里面的工地干活、居住，真心宛如人间地狱。
——
在美国的最后几天，李谕主要是各种收钱，——专利费和版税。
这些钱与公司业务不相干，直接打到了李谕账户，又是一百多万美元。
欧洲那边也不会少，差不多是对等的数字。
这些收入太够李谕花了，所以才大手大脚把工业上赚的钱投到教育及扶持民族企业上。
安排妥当后，李谕登上了前往欧洲的轮船。航程五天，专门买了几本消遣娱乐的小说在船上看。
以前坐船挺兴奋，现在坐多了，感觉还是在甲板上晒太阳看书比较惬意。
这天，李谕正愉快地看一本侦探小说时，旁边突然有人倒地咳血不止。
几名船医过来检查后，惊恐道：“是肺结核！”
旁边的人连忙闪开。
船医几乎束手无策，乘客也自觉远离发病患者。
人群中一个50岁左右的医生说：“快把他带到单独房间，不要再去餐厅用餐。”
船医手忙脚乱操作完后，那名50岁的医生才准备转身离开，他发现了毫不慌张的李谕，惊讶道：“先生，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
李谕当然不能说自己刚出生就打了专门预防结核病的卡介苗，只能搪塞道：“不见得一定被传染上。”
医生又看到李谕阅读的书，说道：“这是我写的。”
李谕低头看了眼书名：《福尔摩斯探案集》，然后抬头问道：“您是柯南·道尔先生？”
柯南·道尔回道：“正是。”
李谕起身道：“幸会幸会，在下李谕。”
“神秘的东方科学巨子、创造了星战世界的李谕！？”柯南·道尔再次惊讶道。
李谕笑道：“正是。”
柯南·道尔说：“我们去那边坐。”
他似乎还是有点惧怕结核分枝杆菌。
李谕问道：“看装束，道尔先生还是一名医生？”
柯南·道尔说：“我干医生这一行已经几十年，但面对可怕的结核病依旧毫无办法。三十年前科赫先生已经发现结核分枝杆菌，医学界仍旧无能为力。找到治疗它的药物，比找到命案中的凶手还要难上一百倍。”
柯南·道尔与结核病其实挺有渊源。
作为人类顶级传染病，肺结核号称白色瘟疫，即便二十一世纪，仍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类感染，打到惊人的20亿。
但后世早就有了治疗办法，二十世纪初得了肺结核可是绝症，即便青霉素问世也无能为力。
德国天才微生物学家科赫于1882年发现了结核分枝杆菌。
科技同样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竞争的重要手段，德国非常希望科赫可以压过法国的巴斯德一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找到治疗结核病的方法，所以德国政府给了科赫很大的科研压力。
于是1890年时，科赫在世界医学大会上表示自己发现了一种叫做结核菌素的东西，似乎有一定成效。
科赫的表述很委婉，但全世界结核患者都沸腾了，以为自己有救了，紧接着各种荣誉铺天盖地袭向科赫。
但一名英国的乡村医生柯南·道尔却感觉不对劲，他专门进行了调查，发现这种东西根本没有疗效，并发表文章说明。
事实证明，柯南·道尔是对的。
很快，与巴斯德一同位居微生物学双神位置的科赫陨落神坛。
成为他一生的污点。
李谕说：“从中国去往旧金山的船上，我刚读了几本大仲马与小仲马的书，一百年前的欧洲人似乎把得结核病作为一种优雅。”
柯南·道尔说：“真是一段令人羞耻的往事。”
十九世纪的欧洲贵族，都以得结核病为荣。
当时欧洲浪漫主义兴起，人们对美迸发了极度追求，——许多反映十九世纪欧洲历史的电视剧有所展示。
那时欧洲贵族浓妆艳抹，为了惨白的脸色，不惜涂抹大量铅粉。
总之为了美，一切都可以牺牲。
而最令人震撼的美，他们认为是美丽的死亡。
大仲马是肺结核的忠实粉丝，他直言道：“患肺结核在1823年是一种时髦”，“最理想的生命终结方式是每次感情激动后咳血，而且死于30岁之前”！
肺结核患者一般身形瘦削，四肢无力，面色苍白，而低烧又为肺结核患者的脸上增添了红晕。
这种病态美完全长在了欧洲贵族的审美上。
——难以理解。
李谕说：“小仲马的《茶花女》中有对患有结核病的玛格丽特极尽溢美之辞。”
柯南·道尔说：“我有印象，他好像是这么写的，‘身材颀长，多少瘦了些，是前所未有的娇艳妩媚，就连面失血色的微微一笑，也让人内心狂跳’。”
李谕说：“在中国，四大名着中《红楼梦》的女主角林黛玉也患有结核病，但书中的描述要唯美一万倍。若是当时的欧洲贵族们可以看懂，恐怕对结核病更加趋之若鹜。”
柯南·道尔也算文学圈大佬，好奇道：“什么唯美的描述？”
李谕张了张嘴，却不知怎么开口，只好拿出纸笔：“我写给你看。”
“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
泪光点点，娇喘微微，
闲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
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也不是说小仲马文学水平差，问题不在他身上，谁叫文学表现力方面中文是碾压级的存在哪。
柯南道尔看不懂内容，只是说：“好漂亮的中国字！”
李谕穿越这么多年，闲着没事就练练字，毛笔字虽然还说不上多好，但起码达到了普通秀才的水准，也就是入门。
而且练毛笔字顺带着自己的硬笔书法也越来越好。
李谕说：“这首诗出自中国顶级文豪曹雪芹，描写的就是患有结核病的林黛玉。”
柯南·道尔说：“我不懂中文，可以翻译吗？”
李谕说：“中国古诗无法翻译，因为它凝聚了太多中国文化与艺术，精炼无比、意境深邃。”
柯南·道尔问道：“这张手稿可以送给我吗？”
李谕道：“当然可以。”
柯南·道尔仔细收起：“期待有看懂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