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您……”
一位使馆工作人员看到郭嵩焘的脸色发青，步履沉重，关切的问了一句。郭嵩焘摇了摇头，摆了摆手，没有说话，而是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进了房间，郭嵩焘将房门锁好，来到了自己的书桌旁，取出写好的奏折，又看了看，当他的目光落到“副使刘锡鸿……亢直无私，但于世故人情全不一加体察……”这行字时，怒气不由得再次上涌，他几下将这份奏折撕得粉碎，扔到了纸篓当中。
可能是刚才用力过猛，郭嵩焘又感到心脏一阵难受，他坐了下来，努力调匀了呼吸，待到心情平复之后，便立刻铺纸磨墨，开始重新写起奏折来。
因刘锡鸿已死，本着中国“死者为大”、“人死万事休”的传统精神。在新的奏折中，郭嵩焘并没有参劾刘锡鸿，只是详细的汇报了这一阶段的工作情况和伦敦警察厅给出的刘锡鸿的死因，并隐约的在奏折当中指出刘锡鸿的死因可能是因其“性情暴戾”、“语言陵蔑”引起了外人的仇视，以致被害身亡。郭嵩焘在折子中称正和英国外交部交涉，并请求朝廷“速简能员前来接替”刘锡鸿的位置。
而此时郭嵩焘并不知道，现在北京城里，参劾他的奏章，正如雪片一般漫天飞舞。
郭嵩焘从奉旨充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到现在刘锡鸿被害身亡。不过短短几个月时间，词垣台谏弹章迭上，享受如此“礼遇”，在大清朝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首先是左都御史景廉参劾郭嵩焘：
“……窃查自外洋各国公使驻京以来，无厌之请，无理之求。不一而足。总理衙门王大臣等。或正论以折，或婉言以导，不知几费经营，唇焦舌敝，必核其实在无碍大局者，方允其请，所以抚外夷而存国体也。奴才虽不尽知。而前在西路军营屡接总理衙门公函，已略悉梗概。近闻兵部侍郎郭嵩焘在总理衙门，一以顺悦夷心为事，……且其平日议论，总以外国凡有所请，必须尽允，诸事方易办理为辞。启戎心而失政体。莫此为甚！”
“查郭嵩焘曾奉出使外国之命，居心偏执，到外国时，遇有交涉事件，求无不允，恐于大局有碍。……此次副使遇害。郭嵩焘无动于衷，即是明证……”
景廉是满洲正黄旗人。咸丰三年进士。曾长期在西北任职，同治十三年授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后因左宗棠所参而落职。不久即被召回京城，迁左都御史。当郭嵩焘“充出使英国钦差大臣”的消息传出后，他便酝酿参劾郭嵩焘，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而这次刘锡鸿的死在朝野上下引发了轩然大波，景廉立刻抓紧了机会，出折奏参郭嵩焘。
从参折内容来看，景廉的目的是反对派郭嵩焘出使，要求“另简熟悉洋务大员出使外国”；理由是郭嵩焘“顺悦夷心，恐误大局”，景廉的弹劾，拿捏得很有分寸，并不是反对派人出使外洋，也没有采纳出使外国是“事鬼”的说法，而是认为郭嵩焘那一套办理洋务的思想主张是“媚外”，且“居心偏执，……遇有交涉事件，求无不允，恐于大局有碍”。
景廉之参是清流派射向郭嵩焘的第一枚毒箭，辱骂郭嵩焘的舆论也因而铺天盖地，“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虽然未能改变朝廷对郭嵩焘的信任，但却让郭嵩焘感受到了举国上下严重的虚骄之气所带来的不寒而栗！
紧接着参劾郭嵩焘的，是翰林院编修何金寿：
“……窃臣近见兵部侍郎郭嵩焘所撰《使西纪程》一书，侈言俄、英诸国富强，礼义信让，文字之美；又谓该国足称二霸，高掌远蹠，鹰扬虎视，犹复持重而发，不似中国虚骄自张。一再称扬，种种取媚，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其中尤谬者，至谓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与辽、金崛起情形绝异，逼处凭陵，智力兼胜，并不得以和论等语。我国与各国和议之成也，内外臣工痛念庚申之变，皆思卧薪尝胆，以国家自强为期，为异日复仇雪耻之地。今郭嵩焘敢为此语，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我大清无此臣子也！”
“窃思古人使于四方，原在不辱君命。今郭嵩焘自知清议难容，故为此张大恫吓之词，以自文其短，而挟以震骇朝廷，为将来见功地步。此等居心，已不可问。乃复著为书篇，摇惑天下人心。其书中立言尚恇怯如此，安望其抗节敌庭，正论不屈乎？……”
何金寿上的折子也很策略，他没有提刘锡鸿被杀一事，而是对郭嵩焘《使西纪程》一书开始了口诛笔伐。
《使西纪程》是郭嵩焘到达伦敦后，根据总理衙门“请饬出使大臣，应将交涉事件、各国风土人情，详细记载，随时咨报”的要求，将其由上海至伦敦途中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后，钞寄一份给总理衙门，“藉以传示考求洋务者。” “书中论处置洋务事宜，略有二三段，多朝廷所未闻。”
《使西纪程》出版后，激起了轩然大波，指责谩骂之声遍及京城内外。有人说他“已中洋毒”，有人指责他以“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腑！而为刻者又何心也！”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李鸿藻更是“大为不平，逢人诋毁”，加上景廉率先参劾郭嵩焘，在此种舆论氛围下，何金寿不失时机的对郭嵩焘发起了攻击。
从参折内容来看，何金寿所列郭嵩焘的罪状主要有五：首先。指责郭嵩焘一再侈言俄、英诸国富强，是为了取媚外国，“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其次，他认为最为荒谬的是，郭大臣竟然说西洋立国也有二千年。且政教修明。智力兼胜；第三，郭嵩焘的种种言行“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第四，“故为此张大恫吓之词”，“挟以震骇朝廷”，“摇惑天下人心”。居心叵测，“我大清无此臣子也”。 总之，“立言悖谬，失体辱国”，因此必须将《使西纪程》一书“严行毁禁，庶于世道人心尚堪补救”。在何金寿看来，他根本不相信西方会比天朝上国富裕强盛、政教修明、智力兼胜。如此夸饰西方的郭嵩焘已不是大清国臣子！何金寿果然不愧为翰林。用词之毒与出手之狠，都非常人能及。
何金寿之参，是射向郭嵩焘的又一枝毒箭。刚到公使之任不久的郭嵩焘，怀着满腔热情，将其沿途所见所议所感的平实客观纪述，详尽汇报给朝廷。以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却没想到被何金寿如此参劾。而如此恶毒攻击之下，所打击的不仅仅是郭嵩焘本人，更是对深具忧患意识的中国先进士大夫的一次无情蹂躏，于西学东渐而言无异于遭到了一次十分严重的“病毒”攻击，也影响到清政府“自强”的努力。
对于何金寿的猖狂进攻，洋务派感受到了威胁，也开始了反击。在朝野的一片反对声中，李鸿章对郭嵩焘的《使西纪程》表示了支持。郭嵩焘出洋后，李鸿章与他密切通信。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李鸿章说从总理衙门得到他的“行海日记”后自己“循览再四”，赞扬其“议论事实，较洪陶士《使西日记》更胜一筹，可谓一拓眼界也”。在给总理衙门的公函中，李鸿章直言说：“西洋政教规模，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并举了自己和林义哲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兴办洋务的事实，因此更称郭嵩焘的“崇论宏议，洵足启发愚蒙”。李鸿章并为郭嵩焘抱不平：“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差不多和李鸿章同时，林义哲也上奏“力挺”郭嵩焘。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他十分巧妙地为郭嵩焘辩解。由于他与郭嵩焘的关系、对郭嵩焘的支持尽人皆知，所以他首先不直接为郭嵩焘辩护，而是借到法国了解中国在法国学习军事的留学生情况的船政留学生监督李凤苞之口来指责刘锡鸿。林义哲首先强调李凤苞人品可靠：“监督李凤苞素最谨饬”、往回禀报时从来是只报告留学生学习情况而“不及其他”，但有一次来函却报告说英国的报纸对刘锡鸿一直“颇有微词”，他强调李凤苞“语多含蓄，然亦略见一斑”。然后他再谈自己对郭、刘二人的看法：“平心而论，郭侍郎品学素优，而识议不免执滞。刘京卿客气用事，历练太浅。其短长互见，谅在烛照之中。”而且他提醒总理衙门：“惟目前滇案责任极重”，而且“英人尚无间言”。英国报界对刘“颇有微词”与英国人对郭“尚无间言”形成鲜明对照。最后，他婉转但又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现刘京卿身故，总署可致函慰问，以安其意。查西国之制，公使一级向无副使，前刘京卿折亦自请撤销副使，莫若不派副使，责郭侍郎专司交涉刘京卿遇害一事，则威妥玛于滇案必当收敛言行，可收遥相反制之效。”
在李鸿章和林义哲的强力支持下，加上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忻和军机大臣文祥的保护，郭嵩焘不但没有被罢免，反而得到了“温旨慰问”，以及“便宜行事”的权力，他所著的《使西纪程》一书也没有遭到毁禁的命运，可以说因货得福了。
但让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向他背后砍的最狠的一刀的，竟然是老朋友王闿运！
郭嵩焘和王闿运同为湖南名士，二人早年相识，成了忘年交，曾多次在一起讨论学术，但自从郭嵩焘热心于洋务之后。坚守“夷夏之防”道德底线的王闿运便走到了郭嵩焘的对立面。
王闿运先是对郭嵩焘大加讥讽，他在《湘绮楼日记》中写道：“闻郭嵩焘刘锡鸿即赴西洋，衔命至英吉利，实以天朝使臣往彼为通事，真志士所不忍言也。”在总理衙门刊刻发行了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后，王闿运又发表评论：“……阅《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夸饰。大率颂其富强，为中国所不及。嵩焘自前年被召，即大为清议所贱，去年夷人至长沙，将建天主堂，其乡人以嵩焘主之也，群欲焚其家。值湖南乡试，几至罢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近传骂筠仙一联云‘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至羞与为伍。……阅筠仙海外日记，殆已中洋毒矣！”
而当“在朝”的清流言官们纷纷对郭嵩焘大加弹劾之际，“在野”的王闿运也不甘寂寞。根据从《申报》上得到的传闻，公开发表了对郭嵩焘的抨击。
王闿运开列的郭嵩焘的罪状有：
一。“向英人诋毁时政，谓中国将作印度，将被吞并于英俄”；
二，与英人“尤其亲昵”，“诫相愤争如仇敌”，并“一意媚外，为夷所轻”；
三，效洋人尚右，并曰“我这便是时王之制”；
四，“奏折列入副使名则将钦差二字抹去”；
五，对洋人“过示卑恭以求悦，不复顾念国体”；
六，衣冠举动效法洋人，如学洋人用洋伞、捧戏单、以指击案，奉客用银盘银罐盛糖酪，披洋服，等等，“不以忘本为耻”。
七，令小妾学洋语，四处应酬，败坏中国闺教；
八，与英国外交大臣接晤，“往往闭门密语，不知何所商谍”；
王闿运毛细毕举，一口气列了八大罪状，大有欲置郭嵩焘于死地而后快之势。这八大罪状中，或歪曲事实，如第一、二条；或故意罗织罪名，如第三条；或不懂外交礼数，如第六条；或小题大做，如第七条；或恶意中伤，如第八条。
王闿运所言，实为混淆视听的满纸荒唐言，甚至达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程度，是用心最为险恶的一枝毒箭。王闿运之所以如此，目的无非是为了借机出露头脚，得到朝中大臣的常识，重新出仕为官。而郭嵩焘在得知消息后，立刻便洞悉了王闿运的用心，由此也使郭嵩焘感到王闿运“亦可谓穷极天地之阴毒险贼矣”，王闿运也就成为了郭嵩焘生平最为痛恨之人。
尽管被朝野上下的守旧顽固份子们骂得狗血淋头，但让郭嵩焘感到极大安慰的是，朝廷并没有动摇对他的信任。不久，朝廷便发来了一道慰问的电旨：“……该侍郎办事实心，不辞劳瘁，特此嘉勉。”在安慰郭嵩焘的同时，电旨里又一次强调：“副使被害一事，须得与英人严辞交涉，不稍姑息”，并暗示似的指出，“马嘉理不过英使一通译，因为边民所害，威妥玛尤哓舌不休，极言惩办滇抚，罢免枢臣，又索要赔款，再开口岸。我之使臣，代天子巡狩，地位较之马嘉理，岂非泰山之比鸿毛哉？”在后面更是提醒郭嵩焘：“前林义哲出使法国遇刺，虽止有仆死，我尤缉凶索偿，如今使臣遇害，断不能轻易了事”。得了电旨的郭嵩焘自然心领神会，完全放开了因国内大肆弹劾而产生的坏心情，一心一意的和英国人就刘锡鸿遇害问题展开了谈判。
当远在烟台的威妥玛得知消息时，立刻感觉到了事情的不妙。
“我觉得，您的和中国人谈判的计划，只怕没有可能实现了。”英国远东舰队（即“中国舰队”）司令瑞德尔少将看着威妥玛说道。
“不！还没有到那种地步！”威妥玛狂怒地挥舞着胳膊，“这是两个事件，不能够混为一谈！”
“可是，事实已经非常明显了。”瑞德尔摊开了双手，做了一个爱莫能助的表示，“我们死了一个翻译，而中国人死了一位公使——在中国人眼中，他可是皇帝的代表。如果我们因为一个翻译的死而向中国人索取这么多的权益，那中国人反过来会向帝国政府索要什么呢？当他们知道我们提出的条件，会不会向帝国政府提出更多的条件？”
“有这样的可能。”威妥玛强自镇定的点了点头，但他仍然说道：“中国人是没有胆子向帝国政府提出条件的，因为他们没有我们强大。我们不必要因为那位中国公使在伦敦遇害而担心，我们需要使用我们的舰队，令中国人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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