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起有些默然。
王锡銮说得确实非常有道理。孙元起只是个物理学硕士，并不是神人，超前百年的见识或许让他能在物理、化学、数学、电子等领域颇有发言权，但绝不是所有领域。像、史、哲、法等学科，很多时候他甚至不及速成科毕业的半桶水，又如何评判这些领域学者着述的优劣呢？诸如字音韵、训诂考据、名物典章等传统学术，只怕他连读都读不懂！
孙元起沉吟片刻答道：“韧盦兄可谓明见万里、智察秋毫，这一点孙某确实有欠考虑，好在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孙某准备通过zhongyāng学会会长直接提名的方式，先在各领域选出一批年高德劭的荣誉会员，以负责学者着述的品评。史学比如杨邻苏（杨守敬）、王葵园（王先谦），经学比如王湘绮（王闿运）、廖四译（廖平），哲学比如严几道（严复）、梁新会（梁启超）。法律一块孙某陌生得紧，不知韧盦兄有何推荐？伍爵（伍廷芳）、沈寄簃（沈家）两位老先生如何？”
王锡銮道：“这两位先生都是在下的老师，来王某不敢置喙。既然现在孙先生问及，王某就斗胆说上几句。伍先生曾自费赴英国四学院之首的伦敦林肯法律学院学习法律，并取得博士学位，是第一个取得英国法律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其后回到香港从事律师工作，很快被港督批准为执业大律师。他曾协助沈先生编订《大清现行刑律》。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等刑罚，禁止刑讯，又主编民事、刑事、诉讼法等。结束中国民法、刑法不分的局面，为中国刑法开辟新纪元。所以他作为法学的荣誉会员，绝对是名至实归！
“沈先生博闻强记，遍览历代法制典章、刑狱档案，对我国古代法律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早在前清光绪十二年（1886）就刊行了第一法学着述《刺字集》。此后，他还陆续撰写了《秋谳须知》、《律例偶笺》、《律例杂说》等十余部书稿。除研究之外。他还广泛从事法学实践，包括担任刑部右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大理院正卿、法部右侍郎等法学职务，以及主持制定《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律典章。堪称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先驱。
“伍先生学成于海外，沈先生植根于土，一中一西，一洋一土。足以并称我国法学双璧。由他们来评判当前法学界的着述。自然公平公正，无人敢不服。只是两位先生现今都已年过古稀，jing力锐减，辛亥年后便退职不再视事。尤其是沈先生，早已久病卧床，恐怕孙先生您——”
“孙某难以请动两位先生出山？”孙元起接过话头。
大佬都是七老八十的前辈，这确实是中国学界的普遍问题，尤其又以科领域更甚。个中原因除了中国人喜欢论资排辈、尊老敬老的习俗。也因为古代的学术成就需要慢慢积累，而不需要太过惊才绝艳的思辨能力。故而年龄的优势也就显而易见。民间谣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吃过的路还多”“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便是这种思维的具体体现。
曾有人戏谑地总结了史哲学科学阀养成计划，包括拜入名师门下、获得名校学位、出国留学镀金、执教着名高校、大量撰写章等等，但最关键的一条却是争取长命百岁。只要你把同辈的学者全部熬死，唯独你岿然独存，你自然就变成了学阀。怀沙、叶蔓之类之所以能够出名，就是活得足够长，然后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但王锡銮这么关心沈家、伍廷芳的身体和年龄，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孙元起脑袋里忽然灵光一闪，客气地问王锡銮道：“不错，沈先生抱病在床，伍先生退居上海，孙某确实难以请动两位先生出山。韧盦兄作为法学界知名人士，不知有何良策？”
王锡銮态度依然恭谨，语气却略显明快：“后学才疏学浅，并无良策可言，只是从孙先生您借用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来互选会员的思路里，突然想到一种解决方法。”
“哦？”
王锡銮接着说道：“有如孙先生在海外纠合留学生创立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我等京师法律学堂学子熊煜、王克忠、汪子健等人在沈先生捐资赞助下成立běijing法学会，是为我国最早的法学会。学会成立之后，曾设立短期法政研究所，积极培育法政人才；编辑出版《法学会杂志》，每月一期。但由于辛亥年底政治变革、社会动荡，法学会的活动被迫中止。
“现在民国肇始万象更新，恰值zhongyāng学会创建，所以我等恳请孙先生出面对法学会重加整顿，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法学会，并由zhongyāng学会予以资助，把评判全国法学界学者着述的任务作为学会的第一项工作，使得学会尽快恢复活动，为政治之改革、人民之治安做出法学界应有的贡献！”
王锡銮的用意原来在此！
说到底，他的目标还是会员互选资格。在前来拜访孙元起之前，他已经针对《zhongyāng学会法》以及《互选细则》拟定了两种策略，一种是直接争取原京师法律学堂的高等院校地位。奈何孙元起是靠教育起家，他的人生轨迹几乎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完全重合，对各所院校的来龙去脉可谓了如执掌。第一轮较量刚刚开始，王锡銮便被孙元起直接ko。
另一种则是迂回争取原běijing法学会对全国法学界学者着述评判的资格。根据《zhongyāng学会法》规定，有专门着述经zhongyāng学会评定者也具有互选资格。所谓“着述”，这个定义就宽泛多了，无论是译作、教材还是专着、论，无论摘抄、汇纂还是翻译、撰写，都能算在着述的范畴。如果由běijing法学会把持着述评判大权，他们完全可以把自己编辑出版的《法学会杂志》中论全部算成着述。
尽管孙元起掌管学部数年，对教育界情况一清二楚，但比较陌生的法学领域出现一个十多二十人的地方小学会、编辑出版几期上不了台面的杂志，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连上报纸的资格都没有，孙元起又怎么可能会知道呢？王锡銮真是利用坊间对于此事的不了解，才一步步把孙元起诓进自己设置的陷阱里。
端的是好算计！
尽管孙元起对王锡銮的手段有些反感，但对běijing法学会还是颇为赞许的，在这个年头能够主动组建一个专业xing学术团体，并创办研究所和编辑出版杂志，真还得对专业有些兴趣和研究才行！这种人或许学术水平不是很高，但他们的责任感正是创立zhongyāng学会最需要的京师，而且当前所有学科都处于萌芽状态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苛求过多。
孙元起道：“中国法学会作为zhongyāng学会人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部的当然成员，以后由zhongyāng学会资助也在情理之中。只不过将běijing法学会整顿升格为中国法学会之事，却大有商榷余地。”
“这是为何？”王锡銮皱眉道。
孙元起答道：“诚然京师法律学堂和běijing法学会在中国法学发展史上都具有发凡起例之功，但它们能否代表中国法学、组织中国法学会，这还很有疑问。就孙某所知，仅宣统元年（1909）学部总务司统计，全国便有法政学堂47所、学生人，分别占学堂总数的37％和学生总数的52％。这些学校有所着述的学者能够对京师法律学堂和běijing法学会衷心服膺，唯你们马首是瞻？只怕京城地面上的běijing大学、经世大学、běijing法政专门学校等学校的法学师生首先就不服！
“此外还有留学海外的学生。仅宣统元年到三年这三年间，赴欧、美、ri的公费和自费法学留学生就有958人；若是算是以前的年份，总数不下两三千人，其中不乏伍爵（伍廷芳）、王亮畴（王宠惠）之类的名校法学博士。他们又会对你们服气？莫要让你们京师法律学堂和běijing法学会成为法学界的笑柄！”
王锡銮这才默不做声。
孙元起继续说道：“当然，韧盦兄提出的建议很是很具有可行xing的，而且你们京师法律学堂和běijing法学会的先导之功也不能忽视，不如由你们召集京师地面上的所有法学专业师生，对有专门着述而又不具有互选资格的学者进行评述，最终选出不超过合格参选人数二十分之一的学者作为你们běijing法学会的会员。你们法学学人素来以严谨和公正着称，想来制定的方案、选举的结果都非常公允。等你们选举成功，还可以将此经验推广到其他省份、其他专业。”
京师法律学堂总共不过500名左右的毕业生，即便人人都有着述、人人都来参选，按照二十分之一的比例也只有25人当选běijing法学会的会员，还要再参加全国法学会的选举，最终必定无法cāo纵选举的结果。
王锡銮低着头想了片刻，才闷声答道：“谨遵孙先生吩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