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忠奸都难辨，除非是二者并存于世。要么忠臣灭了奸臣，要么奸臣害了忠臣，要么相互妥协，相互掣肘。汉光武帝刘秀号称“以柔治天下”，这里所谓“柔”就是对统治集团尽可能地给予宽容笼络，而不是严苛刑罚的制约，其中手段之一就是皇室与功臣宿将的家族联姻，用婚姻关系来维系政治关系，企图借此巩固刘氏统治。因此，东汉王朝选皇后不出窦融、邓禹、马援、梁统等功臣的家族之外。可是，刘秀这种做法，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达到巩固皇室的目的，反而在皇帝身边培植了一种侵蚀皇权的强大的外戚势力。东汉王朝自第四个皇帝起，就开始了外戚专权的局势，这以后，皇帝的废立直接间接都为外戚所左右。当然，没有任何一个皇帝愿意甘当外戚的傀儡，这便为宦官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土壤。宦官外戚左右朝局，汉代选官制度便就此形同虚设，士大夫阶级当然不会束手待毙，于是三方势力彼此角逐，演绎出整个东汉中晚期帝国前进的脉络。
外戚、宦官、士大夫，这三方势力各具特色，相互制约。人们往往会更多地偏向于士大夫，认为他们正直、有气节，应该掌权；其次则有一部分人认为在皇帝羸弱、不堪大用之时，外戚辅政也是唯一而有效的选择。但却极少有人希望宦官可以荣登九五之尊。世人总是抱着一颗敌视的心看着宦官。这当然不能责怪世人，而应该从宦官的本质看看，他们为何会招人敌视。
因此，在当时而言，梁商作为一个比较有节操的官员，是难以被宦官所容忍的。汉顺帝刘保就是在十九个宦官的支持下，才得以击败阎姬，得承地位。此番大事既成，宦官当然希望自己能够获取皇帝持久的宠幸。此时士大夫阶级并没有较大的势力，能够与宦官争权的人，只有外戚家族。这些宦官平生没有什么大志，好的则能够忠君为主，奸的则会害人误国。随着梁商的恩宠日盛，这些后宫之中的闲人自然会被皇帝冷落。其实他们只不过是皇帝的工具，一旦天下定矣，他们便可有可无。对皇帝而言，他们一来不能像外臣一样在治国带兵之时为皇帝所用，二来不能像皇后贵人一般为皇帝所念。
可宦官是不会甘于沉寂的。不久，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谋害梁商，以重新获取皇帝信任。
顺帝永和四年（公元139年），中常侍张逵、蘧政等人一起合谋，诬陷梁商和另外的两个中常侍曹腾、盂贲，说他们积极动作，联络朝中大臣和某些王子，欲废掉顺帝另立新君，于是请求皇帝下令，逮捕梁商等人，治他们谋逆大罪。哪知顺帝不为所动，他虽然昏聩，却并不糊涂，心中早已明白是非黑白，对宦官们的心思也可说得上是了如指掌，所以前面才会将拥立他的十九位宦官废而不用。见他们言辞凿凿，顺帝直截了当地说道：“众卿家可知，大将军父子以及皇后一家都是我的亲人，曹腾、盂贲都是我喜爱的人，此番你等来弹劾他们，可有确凿证据？”
见一众宦官相互顾盼，顺帝顿时胸有成竹地继续说道：“一定没有这样的事情，只是你们都嫉妒他们罢了。”
张逵等人见顺帝如此表现，知道自己的谎话败露，只是皇帝昏聩无能，一时之间倒没有定自己胡乱给人安插罪名的罪责，可是这并不代表这件事情一旦为梁商等人所得知，自己几人会相安无事。如此一想，张逵等人顿时大惊，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来个先斩后奏。于是，张逵等人急忙命人做了一篇假诏书去将曹腾、盂贲逮捕起来，并关在皇宫之中，这二人也甚得皇帝恩宠，几人也不敢直接将曹腾、盂贲二人杀害。
不久，这件事情便为顺帝所得知，顺帝听说后大怒。这还得了，宦官虽然拥立有功，但如此下去，却是皇帝万万不能忍受的。梁商忙向皇帝进言，救人要紧，先命令宦官李歙赶紧去把曹腾、盂贲放了，再把张逵等人逮捕起来。经过审讯，他们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可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在张逵等人的供词之中，还牵连到一些王公大臣，皇帝见此，也犹疑不决，是否要斩草除根。梁商知道，如果真的追究下去，不管是他们是冤枉的还是罪有应得，都会牵连甚广，如此一来，则朝纲大乱，人心不定。梁商急忙向皇帝上书，劝皇帝“知止安人”。顺帝觉得很有道理，便采纳了梁商的意见。仅仅将那些证据确凿、无法辩驳的人绳之于法。
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梁商病重死去，临终前还不忘叮嘱自己的这个恃才傲物的儿子梁冀，要他谨记勤俭，对自己的葬礼不要过分奢侈。皇帝刘保有感于其忠贞，亲自到他遗体之前致哀，并赏赐金银衣物无数，赐予他谥号“忠侯”。
当然，在顺帝那个混乱纷争的年代，受到宦官排挤和打压的绝对不止梁商一人。梁商位高权重，甚得皇帝宠幸，即使为奸人陷害，也能无所畏惧、不受其害。而人微言轻的张衡就没有梁商那么好的运气了。
文理双修的张衡
张衡，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升阶段的科学巨匠，恰如希腊神话中为人类带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不为封建社会那困顿的环境所限制，毅然投身于浩瀚的科学技术之中，他的人格魅力和其聪明才智一样，在中国的历史上，熠熠生辉。
早在汉顺帝即位之前，张衡就已经久负盛名。汉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张衡出生于南阳郡西鄂县石桥镇（今河南南阳市城北五十里石桥镇）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祖父张堪曾是地方官吏，担任过蜀郡太守和渔阳太守。张衡幼年时候，家境已经衰落，穷困潦倒之时，家徒四壁，温饱也难以持续。为了缓解家庭困境，张衡很小就不得不下地务农、入水抓鱼。这种生活虽然清苦，却也是难得的历练机会，使得他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民生疾苦，逐渐积累了大量的生活常识。再加上他勤奋好学，在地理、天文、数学、绘画和文学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非凡的天赋，不久便扬名天下。
他之所以能够名动天下，主要就是依靠于他的理论着作和实际作品。《灵宪》是张衡的代表作，全面体现了张衡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张衡认为，宇宙并非生来就是如此，而是有个产生和演化的过程。张衡的思想和现代宇宙演化学说的精神有所相通。此外，他还认识到宇宙是具备无限性的，认为人目所见的天地是大小有限的，但是，超出这个范围，人们就“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宇宙在空间上没有边界，在时间上没有起点。这当然和如今空间物理学特别是霍金的大爆炸理论大相径庭，但是要证明孰对孰错，却是千难万难。
《灵宪》一说还介绍了天地的结构、日月的角直径、月食的原因、五星的运动、星官以及流星和陨星等相关方面的知识，虽然在很多方面，限于当时的视野和科技条件，还存在这诸多缺点和疏漏，但在到当时而言，无疑是世间最为完备的天文学巨着。
南朝梁代人刘昭看罢《灵宪》，不由拍案叫绝，赞颂张衡“天文之妙，冠绝一代”。
着书立说之外，张衡还制造了许多仪器，比如浑天仪和名震古今的地动仪。可惜后来东汉一片混乱，地动仪也遭受鱼池之殃，毁于战火之中。
当然，张衡一生的科技理论和作品实在是太过纷繁复杂，穷一人之功，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实在是叫人叹为观止。而张衡的为官生涯以及其间所体现的气节，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古代士族为之赞叹和效仿。
少年之时，张衡就很有文采，古人相信：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待得张衡学识饱满之后，便出外游学，以增长见识，结识人才。皇天不负苦心人，当他到达京师洛阳中时，终于进入整个汉朝的最高学府太学读书，并结识了着名经学家、天文学家贾逵的学生崔瑗，并成为至交好友。
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张衡应南阳太守鲍德之请，成为他的主簿，掌管文书工作。八年之后，鲍德被安帝刘祜调任京师，张衡即辞官居家。在南阳期间他致力于探讨天文、阴阳、历算等学问，并反复研究西汉扬雄着的《太玄经》。一时间声名鹊起，逐渐引起了汉安帝的注意。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张衡奉诏入京，官拜郎中。
这年，张衡三十二岁，第一次真正地踏上了仕途。
及至顺帝即位，张衡连续升迁，先后担任尚书郎、尚书令。古代士人皆崇尚“学而优则仕”，因此可以说，此时张衡终于实现了他的政治抱负。正应了“好事成双”这句成语，张衡在仕途上的顺利，也让他在科技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十四年的时间内，他完成了他一生大部分的科技成就。到了阳嘉二年（公元133年），顺帝见他不负众望，成绩斐然，便将其升为侍中。
眼见这样一个士人也受皇帝的恩宠日盛一日，宦官们斗不过梁商，却也不能让张衡骑到他们的头上。然而张衡一直以来，都以勤于政事、爱惜人民、忠于朝廷、达于科学而着称，要找到他的毛病，还真不容易。
然而，张衡在对待谶纬之风盛行的情况上，却表现得不明智了。两汉时期谶纬合流，到顺帝之时，天地时常发生灾祸，皇帝总是担心自己帝位不保，宦官们便招来一些儒生，让他们以自己所学，即以古代河图、洛书的神话，阴阳五行学说及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为理论依据，为皇帝预测国运，看看谁人忠诚，谁人有反意。将自然界的偶然现象神秘化，并视为社会安定的决定因素。谶纬被称为内学，尊为秘经，实际上成了宦官诛除异己、陷害忠良和政敌的工具。
张衡眼见皇帝被蒙蔽，毅然向皇帝上书：“国谶虚妄，非圣人之法。”又说：“……此皆欺世罔俗……宜收藏国谶。一禁绝之。”此番言论，在当时看来，无异于九天之雷，轰动朝野。宦官见此有机可乘，忙向皇帝进谗言说：“张衡无知，诽谤天意，扰乱圣听，为正法纪，为肃礼仪，理应杀之。”
皇帝爱惜张衡的才华，但是如此做法，难免与朝廷大势不合，兼且自己的左膀右臂都弹劾于他，自己不对其稍作惩罚，实在难以服众。
永和元年（公元136年），张衡受宦官排挤中伤，被皇帝调离京师。担任河间王刘政的相。可是，张衡并没有就此沉寂平静，因为现实不让他从此沉寂。河间王刘政，在当时可谓是臭名昭着，最是不守法纪。骄横奢侈之风在其属地上巍然四起，当地豪强皆群集响应。张衡到任之后，对刘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说服刘政改革。
在取得刘政支持之后，张衡严整法纪，打击豪强，使得上下肃然，百姓为其拍手称快。三年之后，河间王属地一片太平，张衡见自己已经老了，并且时常患病，便准备功成身退，向皇帝请求归隐田园。然而皇帝则认为，他实在是个可用之才，但是宫中尚有很多的人反对他，特别是那些宦官不容于他。便决意让张衡回京师做尚书（官职远低于侍中或相）。他正准备应诏，却忽然得病，不久便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