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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朱尔典得悉中国内部对此意见不一的时候，为了削弱新中国的实力，遂改变了态度，急忙对赵表示，英国“亦赞成帝制”。
10月2，赵约见朱尔典，两人在居仁堂促膝密谈。朱尔典问：“君主立宪实行之日当不远矣！”
赵刚答道：“近二年来，各省省长、布政使及文武行政各官，或面陈，或电陈，皆言非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维持大局。近数月以来，各省商会民团亦频频来电，主张其事，甚至少年军官、革命伟人提倡以强力解决，而所谓老成之政治家，因墨国乱事，亦以为强行共和非永久之计。
所以至于今日全国赞成君主立宪，且主急速进行。余费尽心力，对付各方，令其不必多事，然各人主意甚坚。倘以力制之，或有别出情形，则又不得不将此问题取决于民意，乃得正当办法。”
接着他又说：“不过当今世界，君主制绝非长久之计。”朱尔典立即表示：;日，华民醉心共和，以此口号推翻满清，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尔典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南北讨论之时，唐绍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矣。”
由于赵刚的态度暧昧。帝制党深感形势不妙，乃悍然不顾人民的抵制和反对。决定尽快实行君主制。他们认为时间越拖，天下越乱。这种乱不是由于帝制运动引起地，而是因为没有皇帝，只要有了皇帝，就可以稳定人心，出现安定的局面。
于是，由梁士、杨度等人指挥，“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第三次请愿书。推翻了原来召开国民会议地成案。他们说：“国体问题发生以来，至今已有悬崖转石不至地不止之势，四民百业延颈以待久矣。”
他们以原来召开国民会议的方法“过涉繁琐”，“而大势所趋又难久持”为理由，要求参政院本“立法贵简，需时贵短”的精神，“另设机关，征求民意”，“以定国体。而固邦基”。
同时上请愿书的还有“全国商会联合会”、“教育会联合会”等团体。参政院便以“尊重民意”为名，于10月6日开会，决定不再召开国民会议，而“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组成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赵刚接到参政院咨文，于10月8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并于10申令说：“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民所好恶，良用兢兢，惟有遵照约法，以国民为主体，务得全国多数正确之民意。以定从违”；
所谓“保全地方”，就是无情地镇压反对帝制的活动。关于这一点，在内务部10月3致各省的密电里说得最为露骨：“清除乱党，严防煽动。”各地文武官吏心领神会，纷纷回电表示效忠：奉天省长保证境内治安，“可负完全责任”。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说：“汝成之力足以担任维持”，望“俯顺舆情，速定大计”。湖北王占元保证“力任地方治安”嗣冲保证：“凡所以维持秩序，防患未萌以及保护外人生命财产，自应担负完全责任，并另筹马步炮十五营派北镇守使倪毓棻统率驻蚌埠，以备缓急，而资调遣。”湖南汤铭说：“倘有阻挠救国大计，誓当为王前驱，除此公敌。”四川陈宦表示：“我军人以定乱保安为天职，但知效忠元首，不识其他，……袍泽同行，馨香祷祝，所愿中原有主，保我黎民世世子孙免沦异域。”
北京为各省作出了“保全地方”的榜样。筹安会出现时，北京报纸如《国民公报》、《新中国报》、《醒华报》、《天民报》等，都抱反对态度。北京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等指使爪牙多方对付，软硬兼施，或用金钱收买，或以暴力查封，将反对帝制地舆论摧残殆尽。
据上海《申报》报道：“京中报纸所载，大都请愿代表等千篇一律之文字，其有载反对言论者仅一二家，然亦时受对方攻击。”最后，除外国人办的报纸外，都噤若寒蝉，不再出言反对。
票。投票地点规定在省长或布政使公署内，省长和布政使是法定的投票监督人。会场内外布满军警，名为保护，实为威胁。票面只印“君主立宪”四字，令投票人写上“赞成”或“反对”字样，再签上自己的姓名。
投票前每个代表发经费若干，作为“川资或公费”；省长或布政使还要发表演说，痛诋共和，称颂君宪。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人敢写“反对”二字了。投票之后，紧接着又推戴赵刚为皇帝。至12月北京及各省投票推戴一律告竣，先后上报参政院，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
在文武官吏和“商民”的一片劝进声中，自称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参政院，于12月11日上午9时开会，举行所谓解决国体总开票。由秘书长林长民报告全国国民代表大会之人数与票数。各省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一千九百九十三张，没有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
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赵刚为中华大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当场杨度和孙毓筠提议说：“本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立即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推戴书当众朗读，歌功颂德一番之后，要求赵刚“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参政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点半，在欢呼声中散会。
几天之后，赵刚终于做出了回应，被迫担任了中华大帝国皇帝，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皇帝地权力上，赵刚作出了惊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