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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误导了大部分人的思想。虽然筹安会挂出“学理讨论”。但杨度作为一个政府官员（高级监察官），他的特殊身份让人以为这是政府默许的。
杨度也是没有办法，搞这种政治投机，可不是轻松的事情。一旦搞砸了，那可就是遗臭万年，就算是搞好了，也不过是一个劝进的功劳。不过杨度也顾不上了，如果赵刚不搞帝制，那他的帝王学就一点也施展不开，从这种角度上来说，杨度不过是一个学术上的太监而已。
随着杨度的一番提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海外自治区内，恢复帝制的人纷纷着文或写信声援筹安会，对其理论进行补充完善。开始这些言论大致可以分为二类，
一类既讨好筹安会，顺便讨好赵刚。他们认为筹安会不过是赵刚帝制自为的舆论工具。这些人大都是前朝的遗老遗少，如上海的帝制盟发起组织“帝制维持会”，发表“维持帝制国体宣言”；等等。
另一类则仅仅支持赵刚，不涉及筹安会，而且有不少函电是直接给赵刚的，要求他下令取消筹安会。这些人大都是进步党人或比较明智的北洋官吏。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虽然同意赵刚称帝，但是以为赵刚应该与筹安会分开，大部分人则是从策略考虑的，在朝野一片赞同声中，他们认为赵刚只需静观其变，等到水到渠成之时就行，筹安会这种行为。有点过于直白，让天下人笑。
把而把矛头仅对准筹安会。一般来说。他们的主要论点是：新约法规定开明专制，赵刚已握有极大地权力，由此便可以致富强，与皇帝无异。如果只是改换名字，必然要“动摇国本”。
当时报刊上这类言论颇多，尤以汪凤瀛的《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和严复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两文着名，皆传诵一时。理论上筹安会的成员。严复是被杨度蒙在鼓里的。因为杨度忌惮严复名声太大，作为旗帜可以，作为主帅则不行。
所以，严复的这篇文章就写的异常犀利，一方面是给出态度，筹安会与严某无关，另一方面是给赵刚一个台阶，顺便断了筹安会的后援。
严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于9月3日发表在..《京报》中文版上。次日。《国民公报》转载。接着上海《时报》、《申报》、《神州日报》也相继于6日刊出。7日，天津《大公报》转录。101日，昆明《觉报》全文转载。
这样，此文便很快传遍全国各大城市。该文共万余言。一开始严氏就表示，作为立宪党之政论家，他反对在共和国体之下鼓吹他种政体。他说：
“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吾侪乎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本截然不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他指出，所谓“国体一更，政制即可随之翻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书生迂阔之论耳！”
对于所谓“选举总统时易生变乱”地说法，他认为“此诚有然”，但按照现在的制度，赵刚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无论传贤传子，纯属其自由。他说：“代代总统能如是，虽行之数百年不敝可也。”
严复在自己的文章中征引中外历史上的许多事例来说明：一旦君主制被共和制替代，则君主制在事实上很难恢复。他说，共和制在中国曾酝酿近十年，实行已五六年，“当其酝酿也，革命家丑诋君主，比之恶魔，务以减杀人民之信仰。其尊渐亵，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当国体骤变之际与改变之后，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盖尊神而入牏之日久矣。今微论规复之不易也，强为规复，欲求畴昔尊严之效，岂可更得？”最后，他向帝制派呼吁：“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公等欲尽将顺匡救之职，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
严复作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自然不会把话说绝了，还是立足于劝说的立场，对筹安会谬论的批判不彻底，对赵刚也十分客气，但他坚持共和制度，反对恢复帝制的态度是鲜明的。
由于严复的社会地位和他敢于公开讲出官场上一些人想说而又不敢说地话，因此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据当时报载：9月3日的“英文《京报》汉文部之报纸即日售罄无余。
而凡茶馆、旅馆因无可买得，只可向人辗转抄读。又有多人接踵至该报请求再版。后因物色为难，竟售至三角，而购者仍以不能普及为憾。及次日《国民公报》转录，始少见松动。
然《国民公报》因限于篇幅，不能登完，故四、五两日每至一机关一社会集合场所，则见彼此见面即问：‘君有三号之《京报》否？今昨日之《国民公报》亦可。’
于是，此两日《国民公报》之销场比之三号之《京报》又加多，盖传播绍介之力速于置邮。如此直至六日，购者仍接踵而至，而该报实已无余，乃宣言准于今日（七日）将严氏之文单印发售。此两三日间，《国民公报》销路畅旺，为向来北京报纸所未有”。
不过，这些评论并没有流传到赵刚的耳朵里面，在他地周围，一群梦想依靠帝制飞黄腾达的人遮住了一切反对的意见。也许过几个月后，赵刚可以通过其它渠道了解到这些信息，但现在，赵刚了解到的就是-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