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景山案”
何景山，唐末的进士，之前被王逵用作幕僚、首席智囊（掌书记），何景山非常鄙视周行逢的为人，周行逢对此颇为记恨。等到周行逢取代了王逵之后，就把何景山“外放”为益阳县令，很快就在情报部门的辛勤工作下，抓住了何景山的一点小错误，周行逢立刻把他五花大绑，押到江边，对他说“你之前侍奉王逵，现在王逵死了，你替我跟龙王爷汇报一声，汇报完了就不用回来了（且为我告龙君，勿复还也）。”
随即就把何景山丢入江中活活淹死。
“邓洵美案”
后晋石敬瑭时，工部侍郎李若虚来南楚出差，发掘了两个湖南才子，一个是孟宾于，另一个就是这位邓洵美。孟宾于属于毛遂自荐，将自己的诗集投稿给李若虚；邓洵美则是“名过朱万卷”，当时湖南有位大学问家朱昂，人送外号“朱万卷”，朱万卷读了邓洵美的文章后，自愧不如，邓洵美由此得名。据《宋史》记载，“朱万卷”说的是当时的大藏书家朱遵度，而朱昂的外号是“小万卷”，与“朱万卷”齐名。这都不重要，总之，邓洵美的学问得到了充分而广泛的认可。
李若虚举荐二人进京赶考，结果两人全部进士及第，据说邓洵美还是那一年的探花。
但是，邓洵美有两个小小的毛病，其一是性格孤僻，“不为同事者所喜”，为人处世方面存在缺陷，人缘不好；其二是长相丑陋，而且还是个罗锅腰，人送外号“邓驮”，这在当时的官场上是个致命的缺陷。
因这两条缺陷，邓洵美始终没有得到朝廷重用。不久之后，邓洵美失望地离开了洛阳，回到了湖南老家，后来终于被周行逢用为馆驿巡官。
这是个什么职位呢？唐制，三十里一置，大路曰驿，小路曰馆，通谓之馆驿。最早设“驿将”，作为馆驿的负责人，后来改成馆驿使，馆驿使之下设馆驿巡官。巡官也属于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的佐官，位在判官、推官之下。
总之，邓洵美的工作相当于今天的高速服务区保安队长。
邓洵美有两个同学（同榜及第）都已经是中原王朝的大官了，王溥，李昉。
王溥不用多介绍，后周宰相，编撰《唐会要》、《五代会要》，开创“会要”体；李昉，后周时翰林学士，宋太祖时中书舍人，宋太宗时宰相，参与编修《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
当听说当年那个同窗好友、湖南大才子、高材生邓洵美的不幸境遇后，二人纷纷叹息不已，王溥作诗《寄邓洵美》云：
“衡阳归雁别重湖，衔到同人一纸书。
忽见姓名双泪落，不知消息十年余。
彩衣我已登黄阁，白社君犹葺旧居。
南望荆门千里外，暮云重叠满晴虚。”
周行逢这才知道自己的这个保安队长竟然与王溥、李昉是同窗好基友，于是稍微给他提高了工资待遇，以示自己对文人的敬重。
北宋初年，李昉因事被贬，来到湖南，与老同学邓洵美叙旧。
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天壤之别的人生境遇，壶中有酒有泪有故事，二人赋诗饮酒，更相唱和，从早哭到晚。随后李昉向周行逢提出要推荐邓洵美去宋朝做官，周行逢表面答应，却在为邓洵美饯行时将他鸩杀。
另一种说法是周行逢派人假扮成土匪强盗，直接入室杀人，将邓洵美灭口。
总之，周行逢杀死了邓洵美，原因是怀疑邓洵美暗通大宋，里通外国、卖主求荣、“楚奸”滴干活。即便不是这样，那么邓洵美在自己手下一直不得志，到了大宋之后如果混得风生水起，一定会报复自己，这就是周行逢的杀人动机。
楚人闻之，无不痛惜。
杀威胁到自己的人，杀贪官污吏，杀得罪自己的人，杀寻常百姓……往好听里说，周行逢“用法太严”。
据记载，他的妻子邓氏长得很丑，却很贤惠，总是对他进行规劝，说你要再这样下去，就会众叛亲离，变成孤家寡人。
周行逢大怒，说你个妇道人家懂个毛（汝妇人何知）！
老婆一生气，回娘家了。周行逢多次派人去迎请，邓氏就是不肯回来。
某日，邓氏忽然穿着普通农妇所穿的青布裙，领着几个佃户要进帅府交税。
周行逢听说后，急忙迎出府外，说我那姑奶奶啊，您可把我的老脸都丢尽了！
邓氏义正言辞，说一码归一码，种田交租，这是法律，不能因你是节度使，就给自己家人免租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周行逢的脸红一阵、白一阵，老尴尬了。
第二天，周行逢就亲自跑到田间地头，向老婆认错，说咱们现在富贵了，你又何必自讨苦吃？跟我回城里，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吧。
邓氏回答道，“富贵了，难道就要脱离群众了？农民每当交不上租，就要遭受鞭挞，你现在富贵了，就忘了当初的苦日子了吗？就不念百姓疾苦了吗？”
周行逢自知理屈，忙给随身群妾使眼色，群妾侍女立刻把邓氏强行抬到肩舆上，按住，走你。
邓氏大喊道：“你用法太严，人心不附，他日必有灾祸。我之所以要留在乡村田野之中，就是因为到时候容易逃命！”
周行逢这才恍然大悟，内心感谢邓氏的用心良苦，此后稍作收敛。
这位邓氏的父亲名“广远”，马氏治楚时为评事（八九品小官），将女儿嫁给了周行逢。在《资治通鉴》中为“邓氏”，而在《宋史》及《三楚新录》中为“潘氏”，《九国志》和《十国春秋》中则为“严氏”。
我们已经说了周行逢的很多黑料，下面将盘点他更多的黑料。
在周行逢的诸多黑历史中，关于他如何上位的记载才是最腹黑、最耸人听闻的。
先看《资治通鉴考异》，这是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的副产品，算是对《资治通鉴》的补充和扩展。在《考异》中，司马光引用了《湖湘马氏故事》：
王逵奉柴荣之命讨伐鄂州时，忽然有成千上万只蜜蜂聚集在王逵的伞盖之上，周行逢见之窃喜，然后偷偷与潘叔嗣、张文表等人密谋，说：“我看主公妖怪入伞，不祥之兆也，此行恐怕凶多吉少，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也将死无葬身之地呀。如果咱们三人同心协力，共保马氏基业（霸占南楚），同谋富贵，岂不美哉？”
潘叔嗣、张文表立刻明白了周行逢的意思，于是三人暗中结盟，共谋大业。
随后，王逵命亲信——行营副使毛立为统军使，以潘叔嗣、张文表为先锋，奉诏讨伐淮南。沿途郡县的官吏备下好酒好肉，照例要犒赏三军将士，统军使毛立因要急于行军而不许停留，将士们颇有怨言。
潘叔嗣、张文表借机煽动士卒哗变，把毛立绑赴周行逢处，然后向王逵汇报说有兵变。王逵大惧，于是急回朗州，却不料潘叔嗣追至朗州，将王逵杀死。
敲黑板，划重点：周行逢早就与潘叔嗣勾结，阴谋弑杀王逵，篡权自立。
再看《三楚新录》的记载：
早在“复国运动”的第二阶段，即“结义十兄弟”驱逐南唐驻军，占据潭州、朗州之后，王逵率领五万大军南下攻打郴州，驱逐南汉侵略军的时候，周行逢就对亲信说：“王逵必然有去无回，而他既然让我当潭州留守，所谓云雨资蛟龙也，我要成就一番霸业了。”
不久，王逵果然兵败身亡，而周行逢也果然取代了王逵的位置。
无论是《湖湘马氏故事》还是《三楚新录》，其关于周行逢“阴谋论”的记载，均在时间、地点、事件等方面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基本属于“一眼假”的范畴，经不住推敲。
然而这些记载的具体内容虽不尽相同，核心思想却又高度相似，即周行逢是个阴险狡诈的小人，早有反意，先假借王逵之手诛杀“结义十兄弟”，之后又伙同潘叔嗣、张文表火并王逵，随后再将潘叔嗣灭口。
是不是感觉周行逢的形象瞬间跌落千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载？这就不得不提一位名叫曹衍的人。
周行逢坐镇湖南后，曹衍多次献上自己的作品，以求一官半职。我们已经知道了周行逢的“礼贤下士”只是一种政治姿态，流放徐仲雅、溺死何景山、杀死邓洵美……足以说明周行逢对待文人士大夫的真实态度，何况上述三人皆是有真才实学的全国顶尖学霸，而这位曹衍却是半瓶子醋的学问，水平堪忧，所以他一直没有得到周行逢的赏识。
多次投稿无果后，走投无路的曹衍迫于生计，只能回老家，在村里当起了乡村教师。说好听点儿，是教书先生，其实本书一开头就借助朱温的父亲“朱五经”普及过乡村教师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所以曹衍现在的处境是挣扎在生存线上，食不果腹、衣不遮体。
周行逢死后，张文表叛乱。张文表提拔曹衍做自己的幕僚，曹衍终于盼来了出头之日，可很快，张文表就被杀死，两湖地区也被大宋吞并，作为“张文表叛徒集团”的狗头军师，曹衍只能走上了逃亡的道路。
直到天下大赦，他才敢回归人类文明社会。
曹衍经历了两湖割据政权的动荡和灭亡，耳濡目染了许多“惊天秘闻”，这些帖子的标题要么是“不转不是湖南人”、要么是“后周看了会沉默，大宋看了会流泪”、或者“大宋终于震惊了，原来周行逢做了这件事”……再结合自己漂泊大半辈子的痛苦经历，曹衍思绪万千、此起彼伏，于是乎，他冒出个想法，他想写本书。
拉倒吧，他看书还看不下来呢，写啥呀？
他真写了，书名就叫《湖湘马氏故事》，写了足足二十卷。这本书的质量如何呢？司马光同志给出了评价：
“衍本小人，言辞鄙俚，非有意着书，故叙事颠倒，前后自相违背，以无为有，不可胜数。”
动机可疑，文笔垃圾，结构错乱，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三观不正……
其中最令史学家痛恨和鄙视的，就是曹衍故意歪曲事实，抹黑周行逢。曹衍回顾一生的悲惨遭遇，把这笔账记载了周行逢头上，如果周行逢能给他一官半职，他怎会忍受乡村教师之苦？又怎会误上张文表的贼船，继而成为全国A级通缉犯？一辈子穷困潦倒，都是因为周行逢！
所以司马光继续说道，“素怨周行逢，尤多诬毁……凡载行逢罪恶之甚者，皆出于衍云。”
司马光认为“火并王逵”事件是一次独立地偶发事件，原因很简单，就是潘叔嗣遭王逵爪牙的敲诈勒索，心生畏惧，为求保命而反叛，周行逢对此并不知情。而曹衍却强行把周行逢捆绑进来，凭空捏造所谓阴谋论，“乃妄造此说”。
曹衍写完后，已经是太宗朝，曹衍将这部“巨着”献给太宗。宋太宗粗略地翻阅一下，叹口气，“抛开内容不谈，这老头子也挺可怜的。”
“太宗悯其穷且老，授将作监丞。”将作监丞，又名“将作丞”，六七品的小官，而且北宋初为养老闲职，只挂职领俸禄，并无实际工作。由此可以看出来，赵光义完全是出于同情，而并非欣赏其才学，更非对其学术的肯定。
曹衍留给后世有一首《贫女》，我个人估计应该是此时所作，一同领略其文采：
“自恨无媒出嫁迟，老来方使遇佳期。
满头白发为新妇，笑杀豪家年少儿。”
自古以来，造谣的成本低而收益却奇高。曹衍的这套演绎诽谤也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丁璹（音同“熟”）的《马氏行事记》就受到曹衍的影响，使周行逢的“阴谋论”以讹传讹。
司马光对比考证了海量资料，去伪存真，最终采信了《十国纪年》的说法，收录进《资治通鉴》，也就是本书前文采纳的说法：潘叔嗣火并王逵是偶发事件，周行逢不预其中。
虽然“火并王逵”不是周行逢的杰作，但“结义十兄弟”中的何敬真、朱全琇、张仿，确实是间接死于周行逢之手，特别是张仿，完全是死于周行逢的谗言；潘叔嗣也是死于周行逢之手，而蒲公益、宇文琼、彭万和三人的死则是不明不白，史无记载，不知是死于王逵之手，还是周行逢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