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在生产队当小队长时，白哈达就是上工打头的，总是天不亮就领着劳动力去下地干活儿，而且总是冲在最前面。后来当了大队书记，虽然不用经常亲自领队干活儿了，但是得需要他来分派任务啊，起得要更早些。于是，早起的习惯他一直保持着。
白哈达起来后，在家简单洗了一把脸，胡乱喝了一碗粥就奔大队部——现在“村部”去了。同样是多年来的工作习惯。
白哈达背着双手、披着衣服走在村里路上。这是当时一些村干部的典型“官架子”作派，年岁不大的白哈达还是不能避免地“沾染”上了。他的眼睛瞄着各家各户的上空，在心里盘算着“谁家的烟囱先冒烟儿，谁家的高粱先红尖儿”，勤快的他最讨厌的就是懒人了。
白哈达边走边想，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从生产大队到嘎查村，称呼不断变化、劳动的方式同样跟着改变，漫山遍野都是人的那种大会战没有了，个人的积极性却提高了。说到底，怎么改还不都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老党员的思想觉悟就是高，上级的政策、要求，白哈达总能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下去。
想到大会战、想到自己一人指挥“千军万马”的场景，白哈达很是感慨。确实有些怀念，那时候多有意思、多有劲儿啊——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熟悉而又让人热血沸腾的歌声从大队广播喇叭里传出，月牙河人就知道该是上工劳动的时候了。
白哈达站在大队部门前的大石头上，四下里望着慢慢聚拢来的人们。背着手、披着衣、目视前方的白哈达，真是威风凛凛啊，晨辉中仿佛一尊雕像。
巨大的石头长在一丈五以上，宽有五尺，高至少有三尺，光滑平整，俨然一个天然点将台。平时是人们闲聊时坐着的高台，是孩子们游戏时争抢的“山头儿”，但早上的这段时间，此块巨石完全属于大队书记白哈达。而他更习惯于站在上面，居高临下地分配着一天的劳动任务。
白哈达把背在身后的右手抽出来往上一挥，刚一撂下，人群中交头接耳的声音就全都消失了，他开口道：各小队长都点一点，自己小队的人都来齐了没有？特木尔，你们第一生产队的呢？挨——我咋没见吴仁青呢？
特木尔是第一生产小队的队长，当年还不到二十岁，年轻力壮的好年华。因为“特木尔”在蒙语中是“铁”的意思，于是，还有人就直接叫他“铁哥、铁弟”，再后来，就有人喊他“铁叔”了。那一年，他刚刚订婚，双方亲家“换完盅儿”了。人逢喜事精神爽，生活更有了奔头儿，特木尔思想积极，处处带头。
特木尔听大队书记白哈达如此一说，垫起脚尖儿四外一瞅，还真不见吴仁青的影子，便说：这个懒蛋子。要是不去喊他，估计太阳照腚了都不能起来。
“这小子，没见过他这么懒的，不管冬夏，天天趴懒被窝子！”
“活该这懒蛋子打光棍儿。就算是娶上媳妇，像他这么懒，就算不把媳妇饿死也得把媳妇饿跑喽。”
“你小子把嘴闭上！信不信我把你舌头拽出来验验有没有痘儿？”
说这狠话的人，就是童为奇，三十左右岁儿，是吴仁青的三舅，平时和大哥、二哥一样，愿意帮人杀个猪啥的，混点儿好吃喝。但他说这些绝对不是为了外甥争口气打抱不平，而是听不得人们提到“把媳妇饿跑喽”这句话，他听着刺耳、扎心。原来，童为奇的背后还有不愿意被人提及的“污点”和“伤疤”呢。
白哈达赶紧制止道：都别吵吵啦！整些没用的！有力气一会儿到地里去使！
特木尔：这个吴仁青，是有些欠收拾了！白书记，我马上让人喊他去。
特木尔的话一出口，就有人自告奋勇地去了。
白哈达清了清嗓子，开始了“一天一度”的讲话：我说，各位社员同志们啊，都说人勤春早，人要不勤春能早吗？如果春天不抓住，秋天一场空啊。今天，第一和第二生产小队去水田那块儿整地。我再强调两句啊，整地就要整平，不然泡田的时候水不均匀，地泡不透，撒种就是个问题，影响出苗儿啊。三四小队呢，负责去把大堆儿的粪肥倒一倒，好让粪快点儿发好，注意啊，一定要倒到位，从根儿上清，不能糊弄！“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道理不说大家都能懂，没有好肥，怎么能有好苗儿？怎么能有好产量？各小队长要把出工的人记好喽，没来的，问清原因，扣他工分！好了，去吧！
人群陆续散去，在各自小队长的带领下赶奔劳动现场了。白哈达跳下巨石拉住特木尔，悄悄对他说：吴仁青这小子你多盯着点儿，身强力壮的，是块干活儿的好料儿，只是必须得治治这身懒病。他家底子太薄、拖累挺重——这都是让他造败的！要是他再不好好上工，没什么工分，那家里的口粮都成问题。对于落后分子，你们小队长要负起责任。
特木尔一拍胸脯，说：放心吧，白书记——
…………
“白书记，早啊。”一句问候把白哈达拉回到现实。
“早，早，大家都早。”
白哈达知道，想找他搭话儿、说事儿的村民，每天都会早早地到村部前这块“点将神台”处来等他。
白哈达同往常一样，一屁股坐在大石头上。自从不指挥大会战了，他就很少再站到上面居高临下训话了。
关于巨石是从哪儿来的、怎么落到这个地方的，众说纷纭。最权威而又最传奇的说法是“天降神石”，说是专为成吉思汗上马准备的。其实，这种说法还真就有人愿意相信，也不由人不信，因为在方圆百里，根本没有这样的石料；就算是有，如此之大的石头怎么运到的月牙河呢？